“坑”与“京观”

一些史籍记载透露出，实际上“坑”和另一个专有名词“京观”紧密关联。

《汉书·翟方进附翟义传》，记载王莽篡汉时汉朝名臣翟方进的儿子翟义起兵反抗的事迹。翟义后来失败，王莽为了报复并威吓原来汉朝的臣子，将翟家住宅全部破坏并“污池之”(堆积种种污秽物件)，挖了翟方进及翟家的祖坟，将翟家“夷灭三族”，全部亲属抓捕后“至皆同坑”。王莽还专门下诏书，命令将与翟义一同起兵的刘信、赵明、霍鸿等家族全部杀光，将其尸体与荆棘“五毒”的植物混杂，在其起兵之处的大路口，筑起“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前面树立“高丈六尺”的“表木”，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汉书》作者班固所称的“坑”，和王莽诏书里的“京观”有直接的关系。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416年，东晋将领檀道济进攻后秦获胜，俘获“秦人四千余”，“议者欲尽坑之以为京观”。可见“坑”与“京观”确实有关。

那么“京观”又是什么东西呢?

目前能够看到关于“京观”的最早的史料，是《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楚军在邲(今河南武陟东南)战胜晋军，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胜仗。大臣潘党向楚庄王建议将晋军阵亡者的尸体堆筑为“京观”，说：“我听说打败敌军后.要留下纪念物给子孙，使他们不忘武功。”而楚庄王却说：“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止戈’，力求不再使用兵器。国家用武是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做到了这7件才可以使子孙不要忘记武功。现在我使两国子弟暴尸野外，是残暴;出动军队威吓诸侯，未能戢兵;暴而不戢，也不能保大;晋国仍然存在，也不算有功;这场战争违背民众意愿，不能说安民;自己无德还和诸侯征战，何以和众;让别国混乱以为自己的荣耀，也不丰财。7项武德我一项都没有，怎么能够让子孙纪念?而且古代圣王是讨伐对上天的不敬者，将罪大恶极的人杀死后的尸体筑为‘京观’，是用这种最重的惩罚来警告各种恶人。今天这场战役中的阵亡者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君尽忠，怎么能够将他们筑为京观?”于是楚庄王下令将晋军阵亡者妥善埋葬。

显然，京观就是一个外表封土的大尸堆。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上一层泥土，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号为“京观”或“武军”，用以夸耀武功。

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潘党的建议来看，实际上春秋时期作战胜利(也就是获得战场控制权)的一方，习惯于将敌方战死者的尸体堆积为“京观”，来夸耀武功、威慑敌方。这在《左传》里也有迹可寻，最著名的莫过于《僖公三十三年》所载公元前627年秦晋“崤”(今三门峡市东)之战。该战役中秦军遭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四年后秦军卷土重来，晋军不敢出战，秦军在晋国境内一番扫荡后，回到崤之役的战场，妥善掩埋了四年前战死的秦军将士尸骸。如果当时晋军已埋葬秦军将士尸体，则秦军没有再挖出掩埋的必要。而如果晋军不打扫战场，任秦军将士尸横野外，四年过去，恐怕早已被野兽拖拉啃食殆尽，难以搜寻。可以推想，当时晋军也是将秦军将士尸体堆积为“京观”，成为当地地标，秦军才容易找到。

那么为什么将尸体堆积于地面就是一种最严重的、只应针对罪大恶极者的惩罚呢?这又需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加以解释。中国古代相信死者“入土为安”，先秦时期的“墓”，是将死者埋葬后恢复自然植被、不留下任何标志物的竖井式墓穴。“墓”字因此有草字字首，从“莫”(看不见)音。而将罪人尸体堆积地面，日晒雨淋，逐渐腐烂，尸体被亵渎破坏，就是“不安”，在阴间受折磨。同时，华夏族重视孝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孝经》)，破坏死者的尸体，就是使其违背最基本的“孝行”，使其在阴间都无法面对祖先，因此是对死者永久性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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