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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唐人新年时所说贺辞，也正因为冬至与元日节俗的相同，我们可以从圆仁的描述中推知：当时新年的元日，僧家俗人也都是互相致辞礼贺的，譬如见相公，应当说的就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相公尊体万福”之类的吉祥话。这种新年贺语，不仅通行于大唐官民之间，甚至连当时来唐居住的新罗僧人也如此。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圆仁到山东文登赤山法花院寄住，此地处于山东半岛的尖端，与新罗隔海相望，当时是新罗人聚集之地，除夕“后夜，诸沙弥、小师等巡到诸房拜年，贺年之词依旧唐风也。”可见，入乡随俗，那些新罗僧人拜年之际，口中念念有词的，正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等语。 圆仁自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渡海抵达唐土，为求佛法跋涉多地，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返回日本，据其九年间所见所闻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圆仁以他者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唐人生活细节。 他初到扬州这一年的除夕，只见“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圆仁在记叙此前冬至节俗的时候就说过，俗家寺家都各自储备了美味膳食，百味总集，随人所乐，元日情形一样。 这种迎新的方式，早在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里就有说明：“岁暮家家具肴蔌，谓宿岁之储，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新旧交替的时刻，爆竹的脆响，驱走人们心中的不顺，彼此互道的“万岁”声声，则是唐人对时光延续的虔诚祝福。而当时的长安，多元文化交融，彼此影响，四方商旅辐辏，东西两市车水马龙，节日里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据唐代笔记说，长安市里的风俗，每岁元日以后，各个业者依次互相邀请饮食，称之为“传坐”，故事就从东市的笔工赵大按顺序坐东展开……在美食的包围中，这种新年的餐聚，可以见出唐代商业分工之细密与民间社团组织的初显，而节日，因此更具人情的温暖。 饮屠苏酒，长幼有序  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壁画中的唐人宴饮图 唐代岁宴之上，必不可少的节物有屠苏酒，敦煌文书中所记录的节候赏物，就有“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假花果，胶牙饧”。屠苏酒其名，据孙思邈《屠苏饮论》说：“屠者言其屠绝鬼炁，苏者言其苏醒人魂”，因用药八品，也称八神散。屠苏酒的做法，唐人韩鄂的《四时纂要》是这样说的：“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右八味，剉，以绛囊贮，岁除日薄晚，挂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于酒中，从少起至大，逐人各饮少许，则一家无病。”从其药材来看，这种家家迎新的屠苏酒，正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所言，主要是为了“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孙书中也有屠苏酒的配方，除了药材略有不同，制作中还需将药浸入酒后“煎数沸”，大约使药力更为发散，酒味更加浓郁。其饮用的方法是自年少者起，年长者居末，据说是因为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因此白居易的元日诗中有“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之说，而在他与刘禹锡等好友的元日唱和诗中，也屡屡出现“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方干更有“才酌屠苏定年齿”的句子，可见元日饮酒的确以年齿幼长为序。 此外，侯白的《酒律》说，岁日饮酒从少到老一轮下来，年长居末尾者则连饮三杯，以示安慰，称之为“婪尾”。唐诗中也多写作“蓝尾”。白居易的《元日对酒》诗中称：“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除却崔常侍，无人共我争”，意思是年岁最长，当仁不让地成为最末一人，连饮三杯。这种唐人的新年节物屠苏酒，在同时期日本的年中行事中也可以见到其踪迹，据说嵯峨天皇弘仁二年（公元811年）已有记载，宫廷内元日供御药事，即饮屠苏酒，其做法也同样是于除夕夜“以屠苏渍御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