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记录，皆出自倭寇同时代人的直接观察，拥有很高的可信度。

双屿港覆灭后，王直收集余部占领了舟山沥港，继续开展海上走私贸易。1553年俞大猷率官军攻克沥港，并放火焚烧，王直败走日本。事后，朝廷在此地竖立了“平倭碑”以示纪念，沥港自此亦称“平倭港”。从此，明清时的浙海再无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经的海商及其跟随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商为寇，酿成了巨大的沿海动乱。

可见，从首领到从属的身份，从其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与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

解释这一沿海动乱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困难——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所以，在双屿港繁荣的二十多年间，舟山海域风平浪静，鲜有“倭乱”记载。而双屿港覆灭后，丧失生机的众多“海商”及其从属只好转以劫掠为生，商变成盗。

谢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抗倭官员谭纶则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会被老鼠穿破。嘉靖时边防政论家唐枢更是洞若观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

这也合理解释了朱纨的悲剧——他颠覆双屿港，断了普通民众生路和豪门势族的财路，很快遭遇到闽浙权贵之朝中势力的围攻和弹劾。他不肯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留下了“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遗言，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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