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黄浦江沿岸的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机厂架设了两部电台，起草了所谓的《告全国人民书》，计划阴谋一旦得逞，立即在电台播出。11月7日，谢红胜、徐政和我找中机厂党委书记张秀同志了解情况。张秀说：10月9日那天，市民兵指挥部曾到中机厂察看地形、安装电台，他们看到厂里有7个门，进出方便，能容纳1万民兵，感到满意。10月12日，张秀即派人去南京军区，向彭冲的秘书报告了这一动向。关于在这两个厂安装电台问题，当时由公安部工作组人员重点排查，有关部工作组人员积极配合。

马振龙原是上海搪瓷厂的工人，1966年紧跟王洪文造反有功，被安插到市轻工业局当头头。马天水曾吹捧马振龙是“我们最好的青年干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工作组即对他隔离审查。11月4日，谢红胜、潘裕仁和我到轻工业局查看了马振龙设在地下一层的“保密室”。这间密室藏有他贪污的大量轻工产品，用的、吃的、穿的样样都有，仅上海产的各种手表就有100多块。他经常向王洪文及其“小兄弟”赠送手表及其他轻工产品。“四人帮”余党妄图在上海发动“武装暴乱”，马振龙是“急先锋”，他特地制作了搪瓷汽车牌号(一旦需要时可将原来的汽车牌号拆下，换成这个假车号)，收集了军用地图、上海市区详图及一批自行车、应急灯、压缩饼干等物资，存放在密室里，随时准备“暴乱”时动用。

“四人帮”余党策划“武装暴乱”的图谋，虽然由来已久，但在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不久就彻底失败。这一事实证明，中央工作组处理反革命武装暴乱阴谋的政策和策略得当，使参与叛乱的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陷入被群起讨伐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任何图谋都只能土崩瓦解。

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我们一行8人在离开北京前，钱之光部长在传达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后说：你们这次到上海“只带眼睛和耳朵，不带嘴巴”。即观察和听取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发现问题不要随便表态，立即向中央报告。

集中主要精力考察局级领导干部

中央工作组的日常工作由林乎加负责。10月23日下午，中央工作组正式开会，宣布名单。林乎加部署了工作组近期工作。他说：原来研究各部委同志对口到上海各局，下去的同志称联络员。后来了解市委有一小撮人态度恶劣，对下去的同志搞小动作。有的还扬言要把中央下来的人圈起来，关到地下室。现在看来要绕过市委这些组办直接到下面各单位，恐怕还不行。经研究决定，市委各大组我们都要去，也可到他们所属的单位全面了解情况。下去的同志，名义就叫中央工作组人员，主要任务是搞揭、批、查斗争，彻底砸烂“四人帮”。

林乎加还说：工作组人员到各单位工作时，要宣布几条纪律。要严格按中央16号文件(即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处理“四人帮”的通知)办。对了解的情况，不要随便表态，不要答复问题，可带回来反映。后来，随着运动的开展，这条规定逐渐改变了，凡涉及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必须中央工作组讲话，中央工作组也敢于负责，当讲则讲，没有发生处理不当的问题。

这之后，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考察局级领导干部上，动员原来受“四人帮”压制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先后将杨慧洁、郭忠业派往市纺织局、轻工业局党委主持工作。上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及合成纤维研究所的问题较多，我们与市纺织局党委研究，于11月8日、9日向这四个单位派去了工作组。当时斗争相当尖锐，进驻三十一厂的工作组一进厂就被群众围住了，两派的人都去找，逼工作组表态。有人扬言：“工作组进厂12小时给他颜色看。”果然，12小时后三十一厂就着了火。林乎加同志及时召集江南造船厂、上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工作组同志开会，听取汇报，作出部署。他指出：工作组的同志要深入群众，各种意见都要听，这些单位领导绝大多数是执行问题，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把他们拉过来，让他们揭批“四人帮”，即使有严重问题的人，也要争取过来，集中火力对准“四人帮”。

中央工作组的指挥部设在锦江饭店南楼。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工作班子在那里住宿和办公。而各部委同志一开始分别住在各个饭店或招待所，既不安全又不方便。于是，从10月23日起工作组集中居住和办公：1976年10月23日至12月2日，住延安饭店;1976年12月2日至1977年3月8日，住上海大厦;1977年3月9日至4月底，住衡山宾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