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居住和办公，保证了安全，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延安饭店住宿条件和伙食都比较差。搬到上海大厦后，用餐有了改善，但住房仍很紧张，司局级干部和助手两人合住一间。副部级以上才能住单间或套间。在上海大厦，陈锦华与朱庆颐合住一间，谢红胜与我合住一间，同吃、同住、同办公。任务繁重，工作十分辛苦，许多同志经常白天去市委、市革委各组和有关局了解情况，晚上看文件、写材料。为适应这种特殊情况，工作组实行一天四餐制，每天晚上22点加一次夜宵。上海大厦的面食、小点心做得很好，工作组的同志中有许多人出生在上海、江浙一带。夜宵适合大家的胃口，同志们边吃边聊，相互交流，难得轻松一下。餐后精力充沛，又继续工作，经常通宵达旦，不知疲惫。

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我们一行8人在离开北京前，钱之光部长在传达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后说：你们这次到上海“只带眼睛和耳朵，不带嘴巴”。即观察和听取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发现问题不要随便表态，立即向中央报告。

在上海迎来1977年

1976年12月31日晚上，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在锦江饭店南楼接见工作组全体同志，并放了两部电影。

1977年1月1日上午，工作组全体同志到上海港务局三区参加劳动，与码头工人一起搬运货物。下午放假半天。晚上，我审阅市纺织局揭批“四人帮”大会的发言稿，直至2日凌晨4点10分才结束。

1月2日上午，我随谢红胜、徐政去杨慧洁家，在她家午餐后，开会讨论纺织局党委工作问题。晚上，我去武康路拜访在市仪表局工作的老同学荣庆鸿，多年未见，格外高兴，畅谈一个多小时。

1月3日，我白天忙了一天。从晚上24点到4日凌晨4点半，又继续审阅纺织局揭批大会的发言稿。

1月4日下午，上海纺织局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揭批“四人帮”罪行，宣布对纺织局党委书记唐文兰隔离审查。此后，上海纺织系统揭批“四人帮”向纵深发展。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