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幕府期间，李鸿章究竟写了多少奏折，如今虽然说不出准确的数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数定然非常可观。其中最有名的，当推《参翁同书片》。

严格说来，《参翁同书片》并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而是附在奏折中的一个“夹片”。“夹片”与如今的公文附件有点儿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但“夹片”往往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参翁同书片》，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夹片”之一。

翁同书当时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咸丰八年(1858)后担任安徽巡抚。咸丰九年，捻军联合太平军进攻翁同书驻节所在地定远县城，翁同书无力抵御，弃城逃跑，退守寿州。咸丰十年，太平军围攻寿州，赖当地团练竭力抵御，寿州始得保全。后来，由于翁同书不能妥善处置境内团练首领之间的内部矛盾，导致当地团练首领之一的苗沛霖和其他团练首领相互仇杀而激成大变，反攻寿州。翁同书为招抚苗沛霖，答应了他的一切条件，将其仇人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等人杀害，并将他们的首级交给苗沛霖祭灵雪仇。但苗沛霖目的达到后，并不投诚，最终导致寿州失守。曾国藩忍无可忍，决定上章弹劾。

然而，翁家一门鼎盛，是当时的第一家族。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翰林出身，咸丰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入值上书房，是同治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都鼎鼎有名，一个曾为督抚，是封疆大吏;另一个则为状元，先后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师傅，并在光绪朝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翁家门生弟子布满朝列，在皇帝面前“圣眷”甚隆，要将翁同书扳倒谈何容易。

在《参翁同书片》中，李鸿章却以区区不足六百字的文字，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贪生怕死、弃城而逃，措置失当、连失两城等数条罪状，然后指出翁同书所上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颠倒是非，荧惑圣听”的种种狡辩之言，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尤其是“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更可称之为文章之眼。它先亮明上奏者的身份，明确上奏者的职责，接着把翁家的门第摆出来，以表明上奏者完全是为朝廷着想，不敢徇私害公的大无畏精神。文章写得恭敬诚恳，说得入情入理，却又字字如刀、义正词严，将朝廷可能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而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彻底封死，也使那些想帮忙援救的人有口难开。此片确实写得十分老辣，立即参倒了翁同书这个地位高、后台硬的大人物。经王大臣会同审讯，翁同书本来被判死罪，后因其父病重并去世，两宫皇太后为眷念两朝老臣翁心存起见，才罪减一等，免去死罪，发往新疆军台效力赎罪，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充军”。据说，《参翁同书片》一出来，即被全国各大衙门的幕友们争相传抄、广为传颂并奉为圭臬。

作为曾国藩的高级幕友，李鸿章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帮助幕主策划、办理军政要务。在此方面，李鸿章同样有着很高的天赋和不俗的表现。

咸丰十年(1860)秋天，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接着向北京方向推进，不久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救援。鲍超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他指挥的部队称为霆军，很有战斗力。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大伤脑筋。他既不愿意湘军主力被朝廷抽走，落入别人的掌握中，又不敢公开违抗皇帝命令。他决定集思广益，请幕友们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大多数幕友主张派鲍超北上勤王，只有少数人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而反对发兵。李鸿章却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他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以他们的实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军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远水不解近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徒劳无益。再说，英法联军即使打进了北京城，最终无非是和朝廷“金帛议和”了事，他们不可能和满族人抢皇帝做，真正威胁清王朝统治的还是太平军。但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公开反对发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万万使不得，社会舆论乃至后世史评也令人惧怕。李鸿章于是给曾国藩出主意说：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几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的重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间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而奏折来往需时，曾国藩所接圣旨已在路上走了半个月，这里再耽搁数日复奏，等奏折送达热河皇帝手上时，又要半个多月，在这一来一往一个多月时间里，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北上了。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国藩欣然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来：和议已成，援兵无需北上。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帮了曾国藩的大忙，而且也让曾国藩看到了李鸿章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更使曾国藩对李鸿章刮目相看的，还是“祁门移军”这件事。

咸丰十年(1860)初，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一举击溃后，苏、浙形势万分危急，朝廷连下八道命令催促曾国藩率部援救，并授予他两江总督实职。为配合朝廷援浙要求，曾国藩把湘军大本营设在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安徽省祁门县，李鸿章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个地方像个锅底，兵家把这样的地方称为绝地，如果把大营建在这里，等于自寻死路，从战略上看十分危险，必须赶紧离开。曾国藩不从，李鸿章再三陈说。受李鸿章移营思想的影响，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意义，他之所以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朝廷看，以表明自己坚决执行朝廷命令的坚定态度。也就是说，李鸿章建议移营主要是着眼于军事，曾国藩死守祁门更多的是考虑政治。在曾国藩看来，军事当然必须服从政治，所以他很气愤地公开声称说：“你们要是胆小怕死，都离开好了!”不久，李鸿章果然因其他原因负气出走。李鸿章虽然离开了湘军，但并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他多次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后来，曾国藩胞弟曾国荃也从安庆前线来函，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请大哥迅速移营。加之在太平军的攻击之下，祁门大营的确险情不断，曾国藩这才深切感到李鸿章是真心诚意为他着想，咸丰十一年春天，曾国藩终于将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山区搬到了长江边上的东流(位于安徽省东至县)，并对李鸿章的战略眼光殊为欣赏。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