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中共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不久改称军事部)，张国焘担任主任，可谓中共第一任军事领导者。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和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为政治局常委，他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又增补瞿秋白为常委。此时，他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那就是挤对总书记陈独秀，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和中央机关的工作者郑超麟回忆：

“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

以后回到上海，颜昌颐证实了这件事情。他当时在中央军委一个机关做事，他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每次中央开会前先到这个机关的一间房子商议什么事情，然后去开会。”

他终于遂了心愿，1927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常委会，陈独秀体面地下台，由他和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所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南昌起义，他支持南昌起义。可7月26日，共产国际来了新的指示：“如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中央让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将共产国际指示向领导起义的几位同志传达。7月29日，他给南昌的同志发去密电：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我到后再决定。第二天，他赶到南昌，仍然坚持如上意见，没想到遭到一致的反对。他见起义已是箭在弦上，在第二天的前委紧急会议上，还是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同意于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就是这段经历，使他在八七会议上，由政治局委员而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还一撸到底，只是个普通党员。他对此一直不服，多次去信中央申诉。在中共六大上，他旧话重提，就自己的处分与瞿秋白进行不依不饶的争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似是为他辩护说：“张国焘说：‘我当时想暴动是很危险的，但我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说了就有机会主义的嫌疑。我对于他是很明了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实在是怕说，并要注意他以前是犯了一些过错的。他要是乱叫，自然可以说他是机会主义，不守纪律，而将他开除出党籍了。”

也许是布哈林的话起了作用，中共六大后，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1931年1月，他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在归国途中，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经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3月28日，中央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决定让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而这正是他所心驰神往的：“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张国焘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长征途中分分合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会师之初，张国焘便仗着四方面军实力，蔑视中央红军。这一点，连已是边缘化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张国焘“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确定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他在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后，又再次以“统一指挥”等为借口，写信向中央要权，消极对待北上的方针。中央考虑到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并为促使四方面军北上，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扩大会议，同意他担任红军总政委，并让陈昌浩担任军委常委。

由于他的一再拖宕，以致让胡宗南部得以集结扼守松潘，红军决难由松潘而入甘南，只得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继续执行北上的方针。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当右路军终于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并打开红军北上向甘南进军的门户时，他的南下主张非但丝毫未变，而且越发的无所顾忌。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