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

得此电文后，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与毛泽东所各执一词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出生入死，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他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将“分裂党和红军”责任，完全推给中央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说：“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怀疑林育英已失却自由，其阴暗的心理可见一斑。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自分裂活动以来，一直遭到朱德、徐向前等的反对，中央的决定和国际代表的态度，更使张国焘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这期间，毛泽东频频去电张国焘，反复强调：“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我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他再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南下分裂主义错误彻底破产。

张国焘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执迷不悟的变节者

张国焘是个精明人，知道依照党内斗争的惯例，长征路上的这番折腾，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与其被动挨批，不如主动过关。他找到毛泽东，想找到谈话的话题，毛泽东却对过去的争论只字不提。他又找到林育英，想让林以国际代表的身份从中调解。可是，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这种努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搁了下来。

1937年2月6日，他将《从现在看过去》的检讨交予中央，把自己的错误，分为5个方面进行检讨，承认：“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于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结果”。“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看了这个检讨，很不满意，于2月27日发表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13部分，从政治、组织、军事、民主等方面进行分析，给张国焘定性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文章还说：由于张国焘以“私人意志去改变”北上的战略方针，以致使“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张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以凯丰的身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其传播的权威性及广泛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中央政治局3月召开的会议上，他照例作了检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作了批判性发言。3月30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草地密电”。

这份电文只是讲到开展党内斗争的程度，而没有“武力解决”的内容，“武力解决”是凯丰文章中说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