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许多人要求撤消张国焘的党内外职务，除开其党籍。中共中央考虑到他已认识到错误，且又同意中央的路线，故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他不作组织结论，还保留其在中央的大部分工作。

他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尽管如此，中央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将政治局会议开到他家，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赏我的住所是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

不多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请他去抗大教授政治经济学，而这恰是他所乐意的，因为，他曾在莫斯科列宁学校读过约二年的《资本论》，这正是用武之时，又何乐而不为呢?在经济学的讲授中，他的心情好多了。他说：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芦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得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

这时因西路军的失败，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又在延安掀起高潮。也就是此时，王明端着国际代表的架子，从莫斯科飞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应王明的要求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了莫斯科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而他印象最深的则是：“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

听着这些火药味极浓的话，他不免有些心惊胆战，而会后王明单独找他的谈话，对他的选择，也就是他自称“一次冒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王明说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的根子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并且告诉他：“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他已经感觉到“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王明从莫斯科带来的苏联肃反、反托的左倾经验，令他总是杯弓蛇影，心有余悸。他说：

“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这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清明节是例行的祭黄帝陵的日子，他利用这个机会离开延安来到西安，一头扎到国民党的怀抱，虽经诸多的同志的劝说、挽留，就是不愿再回延安。至此，他结束其之前还多少有些光明的历史，开始其变节者的不归之路。

张国焘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异国他乡的末路人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将张国焘开除出党。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发布命令，开除他所担任的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理主席等所有职务。鉴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张国焘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中共中央就此向共产国际报告。9月，共产国际作出决定：“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

蒋介石对张国焘的作为，很是高兴，将他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楼里，由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他的安全。安置妥停后，陈立夫前来找他谈话，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他告诉陈立夫，自己想创办一个民办刊物，宗旨是唤醒年青人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共产主义不适宜中国。现在所有的准备都就绪，唯缺乏资金，希望给以资助。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