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宋庆龄的身体条件不允许爬上高高的中山陵，她又不能容忍别人将她抬上去，因为她认为这是对别人身体的凌驾。于是她只能在家中、在重要的日子，在孙先生的像前摆上花朵。1975年10月12日，当北京香山的红叶遍布山野之时，宋庆龄最后一次拜谒了孙中山在香山碧云寺的衣冠冢。那年，宋庆龄已经82岁高龄。隋永清回忆说，宋庆龄是坚持自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去的。自此之后，她再也没能亲自去为孙中山扫墓。

宋庆龄告诉隋永清，“外面流传什么我是被家里关起来，从窗户逃走结婚等等都是胡说。我离家时，心情十分矛盾，特别觉得对不起母亲。我与母亲感情很深，从心底里不忍伤母亲的心。在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还恋恋不舍地回身看了一眼，发现母亲房间拉着的窗帘动了一下，我隐约看见母亲正在窗帘后面看着我。吓得我慌忙扭过头走了。我真害怕再多看母亲一眼，就会软下心，迈不动双腿而留下来。”

1915年6月28日，日本外务省的暗探注意到，孙中山发了一封挂号信给宋庆龄的父亲，即在上海的“查理·宋”。五天之后，他又给同一地址发了一封给宋庆龄的电报。宋庆龄离开东京回上海之前，曾同孙中山商定，她要去争取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爱泼斯坦指出，“这封电报她有没有收到是个疑问，因为这时在宋家内部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她失去了行动自由，她个人的信件也被扣了。”1915年10月初，孙中山又派他信任的秘书朱卓文到上海去把宋庆龄接回日本。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英文名)是宋庆龄儿时的伙伴，或许是通过这层关系，朱卓文与宋庆龄设法取得了联系。关于此后的细节，爱泼斯坦语焉不详，仅仅写道：“她偷偷溜出了屋子，给父母留了一张字条。”随后否定了关于从阳台逃走的传言。

关于那些宋庆龄成婚细节的“猜测”或“夸大”，隋永清说，宋庆龄对她讲过，她和她的家人“是决定冷静之后再解决的”。但宋庆龄的离家，确实是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临走时，她也觉得对于父母是有些愧疚的，她违背了他们的意愿，要给他们鞠一躬，告诉他们：‘对不起，我不孝。’”

宋庆龄给隋永清说这些事的时候，是“眼睛望天，难受的那一种表情”。隋揣测，“在那个时刻，对于母女两个人来说，肯定都是万般滋味在心头”。宋庆龄决定不回头，来到日本和孙中山成婚，这之后她的父母才追到了日本，最终将宋庆龄的嫁妆给了他们，也代表了家庭的一种认可和祝福，家族对宋庆龄的选择表示了接受。由于宋庆龄突然结婚，家里准备的嫁妆还未齐备，这块菊花图案的衣料，还是半成品。倪老夫人对宋庆龄说，你今后请高人把它绣完。

可以政治观点不一致，但亲情不能丢

在与晚年宋庆龄相处的岁月中，隋永清始终感觉，宋庆龄有一种寂寞。宋氏家族是中国现代史上很特殊的一个家族。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承受了骨肉分离的痛苦，宋庆龄尤为如此。

宋庆龄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桌前，一坐，就是半天。隋永清开始以为她是在办公，只见她低着头，双手放在拉开的抽屉里，摆弄着什么，翻看着什么，或者就是长时间的发呆。永清习惯了只要她不发话，就不去打搅她。

直到有一天，宋庆龄把永清叫过去。永清发现，宋庆龄拉开的抽屉里有一本相册。宋庆龄翻着相册，一张一张地向永清介绍：“这是我们全家，我的爸爸、妈妈、姐姐、妹妹、我的三个弟弟。”宋庆龄保留着宋美龄送给她的精美衣物。晚年，当宋庆龄得知宋霭龄去世的消息时，她难过得默默独处很久。

宋庆龄对隋永清说过，她非常不赞同那些一奶同胞之间仅仅因为政见不同就发表声明脱离关系，而那在当时是很常见的。隋永清还记得宋庆龄说过：“你和家人可以政治观点不一致，但是亲情不能丢。”面对文革时期那些对亲情血缘的淡漠，她认为不可思议，对此她曾说过一句：“不要教坏小孩子。”

对父母抱愧终生

隋永清展示了宋庆龄的一件嫁妆。这是一件苏绣高手精心绣制的菊花图案的衣料。上面应有99朵菊花加一组由13朵菊花组成的团花，寓意“天长地久”和大圆满。可是沈海平和隋永清仔细地数过，发现绣好的只有93朵，还差6朵没有绣完，上面已经用粉块画好了图案，绣好了拓片，点好了花样，但就是没有绣完。

这张衣料为什么没有完成?这和众说纷纭的宋庆龄为婚姻出走有关。曾经有一种流传的说法，是宋庆龄因与孙中山相恋，被软禁在家中，她瞒着家人跳窗逃走。“这次出逃后来被编成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由他撰写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的传记中写了关于出走的细节，“庆龄自己从来没有加以证实过”，又指出，“真正的戏剧价值倒不在于经过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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