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重视文人士大夫的时代，宋朝的思想文化高度繁荣，大文学家(宋词各大家、宋诗各大家、唐宋八大家宋朝占六人等)、大思想家(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陈亮等)、大史学家(司马光、欧阳修、郑樵、马端临、李焘、李心传等)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顶峰。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大多忧国忧民，范仲淹“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情怀不仅仅是范仲淹个人的忧国忧民，而是整个宋朝文人士大夫忧国忧民的集中体现。

三，宋朝教育的繁荣与太学的独盛

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宋代的京师国学包括: 国子学、太学、宗学、小学、广文馆、四门学、算学、律学、画学、书学、武学等, 可谓门类广泛, 名目繁多, 然发展并不平衡, 在所有京师国学中,令人瞩目, 可圈可点的乃是太学。

宋代太学，以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子孙之俊异者为学生，是当时一般读书人最理想的官学，是能够网罗最优秀的人才的地方。

宋太祖建国之初，东京仅有“国子监学”，而无“太学”，校址狭窄，学生仅数十人。知道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改革，力倡兴学，庆历四年(一零四四年)以锡庆院西北廊庑为太学，为宋朝建立太学之始，并聘请很多当时著名的学者主持太学讲习，一时太学生有两三百人，先设“内舍”后又增“外舍”，许多士子自四面八方闻风而来，太学得到较快发展。不过范仲淹主持改革不久就被罢相，太学的发展也连带受到影响。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力提倡学校教育，并计划以学校代替科举，其中特别重视太学的发展。将原本是招待辽夏使者重地的锡庆院全部拨给太学，作为太学本部，并增给朝集院院房数十间，到元丰三年(一零八零年)，太学共建有八十斋，有容纳二千四百人就读的能力。王安石又将太学分成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始入学为外舍, 初不限员, 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 员二百, 内舍升上舍员一百, 各执一经, 从所讲官授学。”(《宋史选举三》)三舍法具有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 成绩评定制度和奖惩制度。三舍法的实行, 一改太学的浮散之风, 师生只有进取努力, 才有升迁之机。王安石为了达到 “学校养士”代“科举取士”的愿望,废除明经诸课、诗赋，而改试诸经大义, 以经义、策、论取士。王安石还主张齐一道德，颁《书》、《诗》、《周礼》义于学官, 是名三经新义。使读书人只靠背诵儒家经典, 擅长吟诗作赋已很难取第作官, 必须开拓知识面, 提高对时政的独立思考与分析能力, 具有创新精神。经过王安石变法，太学异常兴盛，开始独领风骚。王安石主持变法不久被罢免，后来保守派主政，太学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太学的发展还是很迅速。

宋徽宗即位以后，采用蔡京(蔡京虽然是大奸臣，但是也做过一些好事)的建议，进一步发展太学，厉行太学三舍法，再扩充太学，在东京城南熏门外，建立“辟雍”，规模宏大，有一百斋之多，可容纳三千人，称为“外舍生”，城内的太学本部，则专容“内舍”与“上舍生”，最多时三舍共有三千八百人之多(上舍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崇宁三年(一一零四年)，在蔡京的建议下宋徽宗下诏罢科举，使太学成为了士子进身的唯一途径，太学自此发展到了顶峰。

正在太学发展到顶峰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形势，在太学生中掀起了靖康学生运动，深刻的影响了当时的时事。

四，女真的兴起与南侵

女真是居住在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原名黑水靺鞨，公元五、六世纪以来就居住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麓。公元八、九世纪时隶属于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公元十世纪辽灭渤海国，将汉化较深的(称为“熟女真”)南迁，未被迁移的成为“生女真”，后来的女真族就是由生女真发展而来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