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生的请愿终于得到胜利。李纲复职后，重新整顿队伍，下令凡是能够英勇杀敌的一律受重赏。宋军阵容整齐，士气高涨。但是宋钦宗不敢坚决抵抗，仍然派人与金人谈判，妥协退让。宗望看到李纲复职，宋军大振，也有点害怕，遂不坚持输金的数额，其它各项依前约。有宋钦宗下诏割让三镇，另以枢王代替康王为质，并搜刮东京城中的金银共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

金军在宋朝军民打击下，不等凑足所索要的金币数量，便退师北去。

七，事后宋廷对太学生请愿活动及陈东的处置

金人解围退去，朝廷也开始追究“暴乱”的责任(在宋钦宗诏复李纲、种师道时，就令他俩对“乘时恃众，乱行殴打”者“以军法从事”，(《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四，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李纲在二月二十四日和以后的上书中也不回避，说：“取其最不逞者，斩数十人，枭首通衢，以靖群众。”(《靖康要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不过当时被杀的还没有学生)“诏诛士民杀内侍为首者，禁伏阙上书”(《宋史》钦宗)。宋钦宗在下达的诏书中虽然充分肯定了太学生请愿“本出忠义”(《靖康要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但又严斥到“自今更敢有招摇倡率不从令着，并斩迄闻奏”(《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六，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

太学府的官员看风头伺机行动，主和的几个权臣(也就是陈东上书要求罢斥的那些人)议论要除掉伏阙上书请愿的人，首先从陈东开始。京兆尹王时雍想把参与请愿的太学生全部下狱，一时人人恐惧。好在不久朝廷任用杨时为祭酒，杨时体恤太学生的爱国行为，恢复了陈东的职位，并派聂山到太学安抚示谕，事情逐渐安定下来了。

宋钦宗本人对于太学生的请愿运动及陈东的处置是极为矛盾的。前述诏书已经充分的表明了宋钦宗的矛盾态度。靖康元年三月初二，“诏德安府进士张柄、太学生雷观上书论事可喜，并与同进士出身，补迪功郎，除秘书正字。”(《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当时的时论看得很清除：“试观二子之书，论事各得陈东十一而已，东以免死为幸，而二子荣遇如此。”(《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通过褒奖张、雷二人表明陈东伏阙上书不可取。同时，三月初三，构陷学生的干将尚书右丞李棁被罢职;初四，御史孙觌因论“太学生陈东诱众伏阙为乱”(《要录》卷三，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而遭贬斥。后来，其它几个反对太学生最力的蔡懋、李邦彦、王孝迪等人也相继被罢官。

朝中的百官除激励反对的宰执层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人之外，绝大多数臣僚对于太学生的行为是理解、同情的。杨时在入住太学前有人就对杨时说：“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它意。”(《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聂山在二月十八日上书中说：“士庶以积年不舒之怨愤，乘隙相聚，指骂奸党，盖持陛下仁圣，必能与百姓雪去怨气”，“其言皆平昔公议，乃陛下所欲闻，而奸人所甚恶也。”(《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这已经从肯定太学生伏阙，扩大而到肯定“暴徒”的“暴行”了。三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说得更彻底：“前日京城围闭，疑有为之内应者，伏阙上书十数万，不期而取其所恶，食其肉，碎其骨，脍其肝而后已。此岂行其私忿也哉，皆为陛下社稷计也!”(《要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

当时的舆论除了为太学生以至军民平反的呼声很高之外，为运动的领袖陈东平反的要求也很高。如二月二十二日，沈长卿就上书对宋钦宗下诏对太学生的严厉驳斥不满，极力论述陈东的“忠义”，不可惩处。三月二十八日，吴敏为平息诽谤，建议奏补陈东官职，赐给住宅。宋钦宗便于四月初九下旨，补陈东迪功郎、赐同进士出身、补太学录。这样，为太学生运动及陈东的平反总算得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

陈东平反后，又奏请诛杀蔡京，而且极力辞官以回家，前后五次上奏疏。不久得以批准回去，又积极参与乡荐。

靖康学生运动不仅直接达到了所要求的结果，后来也得到了宋廷的肯定并得到正名，可以说靖康学生运动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