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权夺利，蒋汪分裂

1932年春，蒋汪终于合流。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1938年7月，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10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蒋介石因此十分痛恨汪精卫，1939年元旦，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组员王鲁翘，是戴笠的贴身警卫。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而且能讲法语，去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经过考察，见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这时候，汪精卫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

第二天上午9时，陈恭澍得到消息，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回到了原住处。

第三天，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才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间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个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行贿，警探终于放行了。

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3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把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当时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见屋里有一男一女躲在床下，就对准男的开枪。3发子弹都击中此人腰背，因无法进入房间，所以没有验明正身，就撤离了。

第二天凌晨，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这次刺汪行动的失败，原因是情报不准确，误把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了。汪精卫十分狡猾，他白天总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却到别的房间去睡觉。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很不满意。戴笠此后又接连5次策划暗杀，但都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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