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唐帝国雄霸西域，彻底恢复了汉朝曾经在西域的疆域，甚至更加超过，因此安西都护府在西域的地位更显重要，于是帝国将安西都护府治所移节龟兹，并再升一级，成为了“安西大都护府”，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四镇为其核心，以从二品官衔的安西大都护为最高统领，号令西域。

唐高宗为什么要给王文度这样的圣旨呢？史书里面写的很明白，就是怕程知节“恃勇轻敌”。之所以这样说还得从老程在战场上过往的经历说起，程知节从一开始在李密手下干得就是精锐卫队的活，战场上往往要冲锋陷阵，搴旗先登。此后跟随李世民也是一样，每每都是冲杀在前。对于旁人而言，程知节的武勇要比兵法韬略给人印象深得多。再加上他二十多年没怎么打过仗，年纪又近古稀，万一在战场上犯了糊涂，那可就坏了大事。而王文度则是贞观末年涌现出来的新星，他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渡海夜袭卑沙城的战役中是首要功臣。因此高宗皇帝为了保险，就给了王文度一纸圣旨，让他在关键时刻可以制止程知节犯错误。可是恰恰是这道圣旨惹了祸，中国人从古到今，在官场上最看不得一个副字，一旦头衔上有了个副字，那就基本意味着什么都不是。唐军西征一开始一帆风顺，功劳自然是身为总指挥的程知节最大，而鹰娑川一战后身为直接参战将领的苏定方的功绩也是铁板钉钉不可能抹杀，在功劳簿上身为副总指挥的王文度便显得可有可无，这显然让王文度不能忍受。因此借着鹰娑川一战唐军战损较多的由头王文度使用了圣旨夺取了程知节的指挥权，这样最终击灭西突厥的话，功劳最大的便是他王文度。

可惜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王文度的战法不仅不能带来胜利，反而使得军队兵无斗志。王文度眼见计划就要破产，恰巧此时唐军进至恒笃城，城内的粟特胡人开城请降。这时候王文度为了提高唐军的士气，想了一个馊主意，说：“这群胡人反复无常，我军退去之后他们必定依然为贼，不如全部杀掉，夺取他们的资财。”当时苏定方就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这样干我们就变成贼军了，还有什么理由讨伐叛逆？”但此时苏定方一个小小总管根本影响不了王文度的决定，于是唐军依然屠城，获得了大量的财物。苏定方唯有冷眼旁观，一物未取。阿史那贺鲁就在唐军忙着屠城的时候远遁而去，而唐军方面由于王文度的战法行进缓慢，加之屠城之后导致西域诸城纷纷坚壁清野，唐军后勤愈发困难，因此只能班师回朝。自此帝国第二次讨伐西突厥的行动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高宗皇帝的自作聪明使自己很闹了一个没脸，虽然朝堂之上无人敢对他进行指责，但大臣们心里都有数，因此他心里其实非常郁闷。高宗皇帝的悲哀之处就是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他父亲的阴影之下，太宗皇帝的光辉使得他的任何错误都显得更为刺眼。因此在一种恼羞成怒的情绪驱使之下，高宗皇帝在距离前次远征军回朝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便于显庆二年正月便又下达了再次讨伐阿史那贺鲁的诏令，更是破格提拔了之前既立有功勋又没有同流合污的苏定方担任北路军的主将。此次西征计划如下：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今新疆伊犁河）行军大总管，部下将军都有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瀚海都督婆闰等人，率汉军以及回纥等兵，自北道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天山南路，经焉耆去伊宁）和金山（今阿尔泰山及天山北路）道安抚大使，统领各自部属，自南道招集旧众，进讨阿史那贺鲁。不单单如此，高宗皇帝还发布了一个《采勇武诏》来显示自己的决心，诏书里面这样写道：

济时兴国，实伫九功；御敌安边，亦资七德。朕端拱宣室，思宏景化，将欲分忧俊，共逸岩廊。而比者贡寂英奇，举非勇杰，岂称居安虑危之志，处存思乱之心？如不旌贲远近，则爪牙何寄？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牧守，各举所知。或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於良平，也功绩於卫霍。踪二起於吴白，轨双李於牧广。赏纤善而万众悦，罚片恶而一军惧。如有此色，可精加采访，各以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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