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曾国藩的首次闹掰，缘于曾国藩“夺情事”。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过世，按封建丁忧制度，曾国藩当应回家奔丧，然而此时战事吃紧，按照清政府对丁忧制度的“补充规定”：督、抚、司、道等军务在身的要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则不得擅离职守。曾国藩此时在江西战场，朝廷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既要曾国藩到全国各地去打仗，又不给他调动全国各地的权力，弄得他左支右绌，狼狈不堪，正是满肚子怨气，早想甩担子了，替父奔丧，是个最好不过的机会，所以，他一方面上书朝廷，请丧假；另一方面，不待朝廷回复，他先斩后奏回到了湖南老家。

曾国藩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向朋友们介绍这次拒绝夺情的情况。于是，回去不久，他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说，所以要拒绝夺情，有三个理由，第一，当然是父子情深，身为人子，必须尽孝，必须尽礼，所以我回来了，这叫人子之道。第二，我出山以来，功劳少，错误多，我的能力不足以改变江西的局面；这就有点牢骚了，表面上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说各方的支援不力。第三，目前大局，比我在江西的时候要好，即算我不回江西，各位朋友同事也能把事情办成功。

左宗棠毫不体恤曾国藩的用心与苦衷，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谴责曾国藩：“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说曾国藩这种临阵脱逃是不忠之举，是不礼之举，是不义之举，将曾国藩骂了个狗血喷头。在此信中，左宗棠还说：“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知也”；意思是，你最终是听我的话再回江西，还是不听我的话赖在湖南，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我也没指望你真能听我的，但是，这个道理我的告诉你。接下来，又说：“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意思是你若真听了我的话，再回江西，那是件好事，但是，回去之后，事情能不能办好，局面会不会有转机，这我不知道。“非所敢知”比“非我所知”的语气更强，更具否定性。曾国藩看信后自然是气坏了，于是对左宗棠置之不理，以无言来强烈抗议。一年之后，两人才又“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此时曾国藩和左宗棠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的差异上，在大敌当前之时，都可以包容，这些不和谐的插曲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深厚友谊。然而，彻底决裂的一天还是到来了：克复天京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福填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

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突显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料想几乎在同时，左宗棠也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福填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朝廷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认为曾国藩奏洪福填积薪自焚茫无实据，而且天京的太平军已被斩杀净尽的说法也不可靠，清廷让曾国藩从重参办防范不力的湘军将士。

左宗棠的这一唱对台戏的奏折，无疑是刺向曾国藩的一把利剑。曾国藩平生自诩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这是曾国藩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福填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左宗棠所称天京城破后，洪福填率三千人逃出，不足为据。而且声言当初左宗棠攻克杭州，有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逃出，尚且不被查办，这次逃出几百人也应暂缓参办。言外之意指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

左宗棠看到此奏后，怎肯善罢甘休，于是又上书数万言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虽然左宗棠口口声声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但二人的私交已恩断义绝，从此再无往来，两人十几年的交情因各自之名利而烟消云散了。

此后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遇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时，曾谈到他和曾国藩绝交的原因，说到过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这话不无道理，曾国藩太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一贯语无遮拦，这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但同为一代名臣，终不会因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左宗棠督陕甘建功西域时，对友人说：“我和曾国藩不和，如今他总督两江，恐他在饷源上卡我脖子，坏了我的功业。”然而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因此后人评论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说得不无道理。而左宗棠始终不承认这一点。他每每和部下聊起来，必骂曾国藩。而诸将多为曾国藩旧部，听了自然不舒服，出来后都愤愤地说：“你个人和老曾不睦，跟我们罗嗦这些干什么，耳朵都被磨出茧子了！听了半天，也没觉得你有什么理，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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