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上显然要比左宗棠显得更大度一些。曾国藩去世前不久，左宗棠将要西征，曾国藩与常州吕庭芷之间有一段对话，曾说：“你对左宗棠怎么看？平心论之。”吕答：“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这时曾国藩击案起身，双目放光地大声说：“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之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收复新疆。在晚清名臣皆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情况下，他率军抵抗外敌，收复新疆，为晚清腐败政治中唯一的亮点，也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也是左宗棠至今仍享有的崇高威望，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而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是曾国藩所推荐的；而左宗棠在新疆建功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假如左宗棠封了公爵，那么朝廷对曾国藩就太薄了。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更不满于曾国藩，于是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

当1872年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时，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人关系由衷而做的评价。

左宗棠在西北军营中，一日晚餐后，与幕宾闲谈，左公说：“人们都说曾左，为何不说左曾呢？”众人均无言以对。忽然一少年狂士起身答道：“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无曾国藩，只此一点，即知天下人何以说曾左而非左曾了！”举座大惊。左公起身拱手谢道：“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曾公生前，左常轻之，有一幅曾、左合作的对联为证：曾出上联———“季子敢言高，任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嵌入左季高即左宗棠名字）。左对下联，“藩臣当卫国，近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亦巧嵌入曾国藩）。

曾公死后，左极重之，其对曾国藩评价甚高的挽联即可说明之。1872年（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曾侯（曾国藩）的逝去，我非常之悲痛。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然而对曾国藩的评价一事上，左宗棠却像个孩子似的出尔反尔。薛福成长期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他记述了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的一些意气事。

据薛福成记载，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对死去的曾国藩依然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就不忘贬之。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奉旨入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时，沿途官员设宴迎送，回来后都说，左宗棠在席上喋喋不休，不外两件事，一是自己如何平定新疆叛乱，一是痛骂曾国藩，实在是烦人。1881年夏，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官府设在南京，官员去晋见他，出来后摇头不迭，同样是被左宗棠的聒噪困扰。江苏乡绅潘季玉，以地方上的公事到南京，回来对人说，我拜见老大人后，寒暄了没几句，他就把话头引到西征事上，滔滔不绝，我根本插不上嘴。接下来，就是骂曾文正公，骂得一塌糊涂。我还没来得及禀报下情，差役看时候不早，递给老大人一杯茶，就端茶送客了。第二天，潘季玉再次到都督府，刚一坐定，左宗棠即大骂曾国藩，一直骂到终席，妙语连珠，冷嘲热讽，潘季玉只好撤回。数日后，又去拜见，左宗棠又是先骂曾国藩，再讲西征平叛，连带着把李鸿章也骂了。后来双方起立告别，潘季玉想插嘴请示一下地方上的事，没想到话头又被左宗棠引到西征上，吓得潘季玉赶紧跑出来，再也不敢抱汇报下情的想法了。

晚年的左宗棠逢人便讲西征、骂曾国藩，群僚皆以为苦，颇有怨言。这也是左宗棠被人广为诟病之处。然瑕不掩瑜，其从一个介衣到一品大员，从穷酸书生到柱国奇才的传奇人生，将永远闪耀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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