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李鸿章去找他的学生刘秉璋。刘秉璋(1826-1905)是庐江县人。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在翰林院任编修。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的家乡受到太平军的洗劫。刘秉璋觉得这是家乡的奇耻大辱，于是弃文从戎，回到家乡办团练，以对付他切齿痛恨的太平军。

刘秉璋在未中进士前，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对刘秉璋的父亲说：“你的伢子以后就跟我家老二学吧。”李文安说这话时，李鸿章已经考中进士了，因此，后来就有人说李鸿章是刘秉璋的老师。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刘秉璋很快就将自己的乡勇拉到老师李鸿章的麾下，并表示为替父老乡亲报仇，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李鸿章网罗的这些乡勇首领中，刘秉璋与李鸿章处的关系最近，两家结成了姻亲，前后有七门婚事。

刘秉璋后来成了李鸿章的心腹大将。1885年，刘秉璋任浙江巡抚时，指挥了中法战争中的“镇海之役”，击毙法国军队统帅米禄，击沉法国军舰一艘，重创三艘，取得了近代史上近海保卫战的唯一一次胜利。

除了招兵募将，李鸿章还特别留意在家乡物色幕僚。后来跟他一辈子的安徽东至人周馥，就是这时候发现的。周馥(1837-1921)家穷，但一笔字写得规矩隽永。李鸿章一直认为字如其人，能写得如此好字，为人处世当不致没有章法。可以说，周馥伴着淮军的诞生而出现在李鸿章的幕府之中，直到李鸿章生命终结的最后，这位大管家还守在他身边。同时，后来成为李鸿章儿女亲家的蒯德模、蒯德标都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李鸿章幕府的重要谋臣。

不到两个月，李鸿章兄弟在肥东、肥西召集的乡勇兵力超过了2万人。从外表看，说这些人是乡亲聚会倒是挺合适的;可要说他们是军队，那就有点滑稽了：他们不会队列，甚至不会排队，高矮长短，参差不齐;衣着也五颜六色，破烂不整，谈不上统一。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大伙儿头上都扎着一条毛巾，但毛巾的颜色也不一样。可李鸿章知道，这帮弟兄不中看，但打起仗来说不定挺中用。他对这些弟兄们的性情了如指掌：讲究面子，讲究感情，只要有交情，个个愿意把头提在手里跟你干!有了这个规模的人数，李鸿章就带着这伙后来被称为淮军、并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的队伍来到安庆。

曾国藩十分钦佩这位安徽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变戏法似的招到这么多兵，但他们的阵容确实使曾国藩不敢恭维。这些淮军不说打仗情况难以预料，就是平时见到首领，连个军礼都不知道怎么敬;说起话来，全是“弄妈弄妈”的一口不文明的土腔调，但朝廷不断地催促上路东援，上海那边已等不及了。

曾国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是把这些“淮勇”根据其营官的姓名暂时分成五个营，潘鼎新带领的淮军为“鼎字营”，刘铭传部称“铭字营”，吴长庆部称“庆字营”，张遇春部称“春字营”，张树声部称“树字营”。这五个营的营官都是李鸿章的老乡，且都与太平军有不共戴天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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