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力如此，文亦随之。截至唐宋（北宋），中国人文犹以北方为盛，查一查那时一流诗哲的籍贯，会发现多出于黄河流域。之后，尤其明代，明显转到南方，特别是集在东南一隅，北方文教则衰颓得厉害。有学者依省籍统计明代“三鼎甲”（含会试第一名的会元）人数，显示两个结果：一、东南一带（苏、皖、浙、赣、闽，大致为今华东地区）达一百九十三位，几乎是全国其余地方的四倍；二、其中，仅南直隶一省人数，已超过东南以外各地总和。

这种盛衰之比，甚至导致明朝出台一项特殊政策。大家可读《明史·选举二》，里面专门讲到“南卷”、“北卷”问题。“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会试，“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惹得朱元璋大怒，“怒所取之偏”，竟将主考官或杀头或流放。朱元璋认为不公平，有他的道理。可是客观上，南北两地文教水准，反差确实很大。“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考生本身质量偏低，科举竞争力无法跟南方比，所以，单靠杀人解决不了问题。迫不得已，便想出“南北卷”的办法。强制名额分配，南人若干，北人若干，相当于把“全国统一录取”改为“划片录取”，硬性规定北方士子在进士中所占比例。

朝廷如此，是无可奈何。因为无论从文化平衡发展考虑，还是出于政治需要（官僚集团构成的合理性），都不能坐视南北差距过大。不过，尽管以“南北卷”加以扶植，终明一代，北方人才劣势都不能彻底改观，而只起舒缓作用。南方的强势，不仅保持，且一直缓慢然而坚定地增长。万历以降，这势头达于顶点，东林崛起便是这样的标志。东南士夫势力之强，居然足以和皇帝叫板。当中虽经奄党摧折，而无改基本走势，及至崇祯朝，无论朝野，政治和文化主导权已尽操东林-复社之手。

等满清取代朱明，才真正将这势头扼止。满清不独地理上处于“北方”，更在文化上属于“蛮夷”，明人蔑称为“北虏”。也恰恰出于这一点，满清入主之后，不久即着手打压南人。康雍乾几次大的文字狱，哭庙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对象均为南籍士子。血雨腥风，飘散百年。这当中，除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其实也隐含地域相抗之意味。到此，南方在文化上所居压倒优势，以及南方士林甚嚣尘上的情态，终于稍减。有清一代，其科举、学术及文艺，虽仍以南人略占上风，但北方却有强劲复苏，如今因影视剧热播而成清代文化明星的纪晓岚、刘墉，以及曹雪芹、蒲松龄等主要的文学作者，都是北方人。类似情形，元代也曾有而更不加掩饰，民分四等，以北人、南人区分中国人而置后者于最末等，清代好歹未至于此。

近代，南北间的抑扬再谱新篇。清室的衰微，果然表现为南人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戊戌变法中的康梁谭、翁同龢，悉属南籍。庚子之变，“东南互保”，南方数省公然拒奉清廷命令。辛亥革命，其实也不妨称之为南方革命（而与北方义和团的护清，相映成趣）。此后“五四”直到中共创建，活跃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差不多个个来自南方。这种南北相抗，晋代迄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时间，很少不与之发生关系，包括时下网络之中，也时常引发口水战。但这现象本身以及其中意味，实际并不口水而不无严肃，于中国文明的起伏、流向及况味，颇足楬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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