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为背景，会特别注意到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帝制以来二千多年的范围下，南京乃唯一堪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争辉的南方大城，是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趋势在地理上的聚焦点，并因这趋势而形成持续建都史。它整个历史共有三个峰值，一、从三国孙吴经东晋到六朝；二、明代；三、中华民国。三个时间点均极重要，第一个是夷夏冲突正式成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刻，第二个是向现代转型的前夜，第三个是中国揖别帝制、步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开端。从中我们觉得，南京之于中国历史，一来有头等的政治意义，而更大特点在于似乎是文明的节点与标识，它的枯荣似乎总是拨动中国那根文明的琴弦，一个王朝在此崛起与消失，似乎不仅仅是政治的兴废，而每每有文化沧桑、沉浮的意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诸大城，独南京形成了“金陵怀古”这固定的诗吟主题，无数诗人至此难禁睹物伤情的幽思，为之感慨、怀想和悼亡。

此外从城市文明角度，二千年看下来，只有两座城市是真正具代表性的：汉唐为长安，之后是金陵。它们既各自演绎了北南两段繁缛，又共同呈示和见证中国文明重心的南渡史。中古以前的“西京情愫”，与中古以后的“金陵春梦”，相映成趣。汉唐时人心目中的长安，与明清时人心目中的金陵，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也唯有它们可以相提并论。《明夷待访录》“建都”篇曾谈到长安和金陵之间历史地位的变化：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会稽，代指浙江）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

此大势一目了然。故尔我们看到金陵之于曹雪芹，一如长安之于司马相如、王维等。“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些字眼若在汉唐必属长安，而到曹雪芹时代，却非金陵不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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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弘光两朝，是秦淮香艳的真正鼎盛期。

这个时间点，过去似乎没有如何引起注意。说起秦淮香艳，往往囫囵吞枣地以为是从来如此的悠久现象。其实要做一点细分。单讲作为风月之地，秦淮的历史当然漫长，前引余怀之述显示，光是明代就可从洪武年间算起。然而，从普通风月场向“雅游”之地转化，并非一蹴而就。从现有线索推测，应该是于景泰五年北岸修建贡院之后才有可能。之前的情形，我们虽并不清楚，但从环境本身特点尚不具备来想，崇、弘间旧院那样高、精、尖的极雅妓院，恐怕还是无源之水。贡院之建，加上金陵文化和历史中固有积淀，两者相互氤氲，再经百余年含英咀华，终于崇、弘间达到绚烂的极致。而其为时并不算长，从头到尾不过十几年光景；换言之，真正播于人口的秦淮香艳，不过是明代之尾转瞬即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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