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回忆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节，讲到热烈革命气氛中，也飘散浓郁的荷尔蒙气息：流行“五分钟恋爱观”，几位漂亮革命美人，“一些单身男子就天天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昂奋、激情似乎会传染，就连早有家室的茅盾自己，也不免心旌摇荡：“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这是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武汉和上海，而其风范，我们于明末的南京，好像亦觉眼熟。

革命与荷尔蒙，总是相互刺激。虽然名士挟妓在中国算是老套子，但此番秦淮河边的喧谑，应该越出了那种单纯的放浪形骸。我们读《同人集》，复社诸人当时的体验与后日的怀想，都不仅止于荷尔蒙发作，而明显是革命情绪与荷尔蒙并作。于情场得意中自我崇高，又在自我崇高中征服情场。政治正确为他们赢得了性的肯定，而性的肯定又令政治激情益发高扬。对崇、弘间的秦淮风情，看不到革命的罗曼蒂克，只看到偎红依翠，实际没有读懂那个时代。

从庚午年起，南京似乎就有明末“青年革命中心”意味。北方饥荒和战乱，离此尚远，京师政坛的犬牙交错，这里亦无踪影。思想和文化，南京一边倒地处在复社影响之下。阮大铖曾警告：“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言复社势力之大，足以造反，意在危言耸听，但复社势力骇人却是真的。其所集会，规模动至上万人，山呼海啸。东南一带，文脉尽为所控，有人愤愤不平：“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思旧录》吴应箕条一笔记载，可证不虚：“复社《国表四集》，为其所选，故声价愈高。尝于西湖舟中，赞房书罗炌之文，次日杭人无不买之。坊人应手不给，即时重刻，其为人所重如此。”几有一言兴邦的能量。南京既为留都，政治神经发达而密布。复社在别处影响，或多体现为文化追星与膜拜，在南京，则以政治能量表现出来。谈到南京那段时间，吴梅村说：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墠，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以此深相结，义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

这些人，连举人都不是，陈贞慧不过贡生，侯、冒只是诸生。然而，“执政”为所品评，“公卿”任凭短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是指对有很大权势的人，也不放在眼里。之能若此，其实并非因为“贵公子”身份。过去，“明末四公子”名头太响，一般都以为他们来头惊人。实际上，这三人当中，陈、冒的父亲都不是什么大官，侯方域之父侯恂地位虽高，此时却是罪臣。他们“雄怀顾盼”，真正原因是身后有复社这一强大组织的背景。

说到这一点，倒也真显出明末的某种特别，亦即，言论和精英派别、组织的力量，对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政治话语权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职或行政权力。而这特点，始显于复社，其前驱东林仍是在朝政范围以内谋求对于君权的独立性，复社领袖与骨干大多都没有进入政坛，他们是通过思想、舆论，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获取实际政治影响力。在只有“庙堂政治”的帝制中国，这既是新的政治意识，也是新的政治现象。他们实际上是在搞一场革命，读一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便知他们乃是有意为之，并非步入仕途之前的权宜之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复社就是这样的“学校”——一种置于政权之外而“品覈执政，裁量公卿”的独立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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