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战俘施以极其严酷的管理，设置了一系列惩罚制度，如“重营仓”(单人禁闭)、“重谨慎”(集体禁闭)等。资料显示，战俘营日军司令官曾因1944年2月19日当日战俘营的禁闭室无人被关禁闭而对战俘提出表扬。

1943年7月29日，日本人在距离战俘劳役的工厂“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以东不足一公里的奉天大东区其民街1段38号北，建成了一座高度专业化的永久性战俘营，战俘从北大营迁址这里。战俘营四周设有两米高的围墙，墙上设有高压电网，围墙的四个角落分别设有瞭望岗楼，戒备森严。

死亡率是欧洲战场上德国战俘营死亡率的13.3倍

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曾是日军大肆标榜的模范战俘营，经常有日军宣传机构前来采访、拍照或拍电影，宣传战俘们生活得如何“安逸”。然而，战俘们的真实生活，却是劳役、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加上缺医少药和非人虐待，随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以美军战俘为例，他们在菲律宾战场被俘后，经历了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和艰难的“地狱之船”的海上跋涉，身体状况已经极差。到达沈阳后，发生了大批战俘集中死亡的现象，仅1942年到1943年间，盟军战俘就死亡225人。国际红十字会驻东京代表朱诺在视察沈阳战俘营后确认，“他们甚至穿着衬衣和短裤，没有办法更好地熬过寒冷的冬天，许多人死于肺炎和反复发作的疟疾。”

1944年2月19日，编号为898号的美军战俘托马斯·布利斯特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作时被挤到电动车和厂房柱子间，右腿严重受伤。21日开始出现坏疽症状。由于战俘营医院缺医少药，就连基本的手术器械和手术室都没有，23日，布利斯特因气性坏疽不幸死亡。

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战俘冒死越狱。1943年6月21日，美军战俘麦林格勒、帕里奥蒂、查斯坦趁夜色越狱，朝沈阳西北约950公里处的中、苏边境方向逃跑，最终还是在内蒙古科左后旗两家子村再度被俘并押解回奉天，于1943年7月31日早五时半被日军枪毙。事后，日本通过瑞士大使馆以外交照会的方式向美国通报此事，而这个信息辗转一年才被美国政府获悉。1944年8月12日，《纽约时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称，美国政府此时才第一次知道，还有美军战俘被关押在沈阳。

战俘营在选址时违反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营不得设置在军事目标2英里(约3.4公里)范围内”的规定，距离周边多家日本军工厂不足一公里远，这些军工目标一旦遭到攻击，极易牵连战俘营。1944年12月7日，美军B—29轰炸机大举轰炸沈阳城，战俘营周边的兵工厂和军事目标遭到打击，其间三枚炸弹误炸到战俘营，造成盟军战俘19人死亡，35人受伤。

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长达34个月的关押期间，日军在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暴行从未间断，长期以来的虐待和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如此高的死亡率，是欧洲战场上德国战俘营盟军战俘死亡率的13.3倍，是不折不扣的“死亡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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