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寇手中的中国女囚
在过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时，我们常听到许多女抗日志士在敌人酷刑前面，坚守秘密，决不向敌人吐露半个字的英雄事迹。这些女抗日志士为了自己的信仰，不向日寇低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由于各种原因，在讲述她们受刑经过时，常泛泛的讲拷打，毒刑，没有具体的详述他们经历的骇人听闻的酷刑，这样从某种方面，也减弱了对她们爱国意志颂扬的力度。如写日寇刑讯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赵一曼，也只是钉竹签、鞭打等，其实，他们真正采用的手段远远要残酷数十倍。资料表明，除了强奸之外，日本宪兵对女抗日志士的刑讯，主要集中在折磨其手指，和生殖器部位上，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刑讯痛苦度最大。另外，折磨人的生殖器，对人心理的打击也最大。限于条件，我们的影视作品中，也无法对裸体和血淋淋的刑讯场面直接描述，大陆的书籍中考虑到种种因素也经常泛泛带过。所以，有必要将日本监狱中特务宪兵们一些惯用的酷刑讲出来，只有这样，你才会深深的感受到当初她们能够挺过这些野蛮的折磨是多么的伟大，对她们的崇敬就会油然而生。
现在，南美某知名华文刊物公布由日文译成西文再译成中文的材料。南美洲一向居住着日裔人士，由于可以想象的法律及人性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资料的提供者将不透露他们的，以及作为他们长辈的材料作者的真实情况。因此不能以任何方式确认材料的真伪，这已经影响了对这些材料的更有效的使用。但是在阅读过这些文字之后会感到必须将它们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公之于众。
从表面上看来是侵华日军宪兵中下级军官(“第一人称”)的回忆记录，原文题为“女间谍”。全部约十万字。下面登录的是其中的两节。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附近有游击队活动。
“第一人称”逮住了一个敌对组织联络员(没说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一个年轻的女教师。他求功心切，用尽精神和肉体毒刑。但那姑娘始终不招。“第一人称”只能承认：“我的感觉不象是我正疯狂地折磨她，倒象是她被特地派来折磨我”。
文中对各种女性刑罚作了叙述。在两天中，日本宪兵女对主人公陈惠芹用了各种精神和肉体毒刑近二十种。故事更多的是描写那个姑娘受刑的痛苦。这些刑罚与我们从其他地方收来的资料非常符合(如：黄仁的《中外酷刑大观》)。所以，故事的可信度很高：也许故事是原作者根据自己或他人的回忆，确是有一个叫陈惠芹的女教师受尽丧心病狂的刑罚;也许原作者根据各种所见所闻，塑造了陈惠芹这个人物，将许多中国女性在抗战中的苦难集中在她身上。无论如何，这些女性所受的刑罚和痛苦是真实的。
原作者的动机似乎是一个原日本军官的(“第一人称”)忏悔。但有些读者认为是在忏悔的名义下的，大写对青年女性的刑罚和痛苦来刺激读者，所以是“暴行”文学，甚至是“性暴行”文学。无论如何，作品事实地描写了刑罚和痛苦，从而客观上揭露了日寇的残忍，加深了读者对抗日英雄的崇敬。中国的文艺作品爱把英雄无限提高。“红灯记”的李玉和唱着”贼鸠山，要密电，毒刑用遍“，但还是能站得挺立骂鸠山。观众体会不到刑罚痛苦，也体会不到日寇的残忍，英雄的伟大。在这篇作品中，女主人公陈惠芹是很狼狈的：赤身裸体，跪着受刑，嚎叫，抽泣，抖动，未婚女人的羞怯在也疼痛下消失了。但她任仍然没有讲出日寇要的秘密。“第一人称”最后说，”本来是很好地获得上级赏识的机会，破获一个很隐蔽的敌人的情报组织。就这样让这个疯女人毁掉了“。她在读者心中的地位自然地升高了，大家觉得，她是赢者。
以色列所以强大，因为它从来不回避过去痛苦的历史。它的作家不塑造李玉和式人物在集中营里。它告诉年轻人，一丝不挂的男男女女如何被送进毒气房。以色列人不怕暴露伤疤。中国人是要面子的。“平原游击队”，“地道战”中，每一个中国战士的牺牲，十个日寇来陪命。实际上，正是相反：中国战士和日寇伤亡比例经常远大于十比一。我们从来不承认在日寇大屠杀时老百姓是如何拼命叩头喊饶命，只说男女老少都挺胸对刺刀。我们用阿Q精神骗自己。
不管有否陈惠芹这个人，不管她忠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原作者的企图是忏悔还是用(性)暴行刺激读者，故事反映了很少被揭露的事实-日寇用惨绝人寰的酷刑来对待中国抗日女性。这篇作品应该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和在网上传发。这是一遍难得的历史教材。
[$HR getPages$]
日寇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待中国女性
(第一部份)
我的前任在一次追捕土匪的行动中，因汽车事故死了。在这之后命令我代理宪兵分队队长的职务。
我当时认为很有可能会获得正式的任命，于是在部队的防区内努力地工作起来。事情发生时我正好就在上岭。
上岭镇距离省城四十多公里，是从省城开出的火车停靠的第一个车站，也是一个农产品集散的内河码头。这里是23联队布防的重点。
一个白左机关的中国特务把电话打到了联队的值班室，他结结巴巴地请求皇军支援。他说他正在上岭执行秘密任务，现在在江岸旅社的大门口。
少尉野山带了两个人换上便衣找到了他，那个干瘦的家伙已经被吓坏了。据说他奉命从邻省跟踪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组织联络员的年轻女人回省城，按照情报，联络员应该把一部电台带回省城，白左机关也按照这样的判断在省里作了准备。但是没人想到那姑娘突然在上岭下了车。
大半天时间里白左的人一直浑身流着冷汗在小镇上拼命地盯着那个女孩，几乎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再说镇里屈指可数的几部民用电话也跟本打不通省城。直到他确认跟踪对象住进了旅社，才发疯似的狂奔到火车站用电话找到了驻扎在当地的日军部队。军队的宪兵并不喜欢装腔作势的白左机关。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通过军队的通讯系统向队部作了报告。
那个中国人坐在江岸旅社对面的一家破烂的饭馆里不停地嘟囔着：“我肯定被她看见了，我肯定被她看见了。”看着他那一身在上岭这样的小镇里显得十分可笑的黑色衣裤和那顶礼帽，野山不得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断。
就在这时他们的目标走出了江岸旅社的大门。她手里提着一口看起来很重的皮箱，沿着镇中唯一的大路往前走了两百多米。迎面开来一辆23联队的卡车，姑娘挥手，车停了下来。爬出一个白净的学生似的小子，笑得象一朵花。
姑娘给司机看一张纸条，这使得后者放声大笑起来。“上车的，上车的，”他一连串地说。远远跟在后面的两个便衣宪兵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十秒钟的寂静。更远一些的小饭店里冲出一个穿中式褂子的家伙，手里挥舞着一枝手枪。他用日语大声喊叫道：“不准开车，抓住她!”当三个人：两个宪兵和一个中国特务把姑娘按在汽车边上搜查她的身体时野山从地上拣起了那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请带我去城外找厕所。”我们首先盘问了白左的那个小子。白左机关认为那姑娘隶属于某个的军队情报组织，是负责运送物品和情报的联络员。她的公开工作是省城XX高等国民学校的教师，名字叫陈惠芹。
那个中国人只知道这么多。
在犹豫了大约十分钟后我下令回省城，把姑娘带回我们的队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