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大兴县宋家庄有个无赖叫做林清，吃喝嫖赌样样行。

林清在市面上干过许多活计，在药肆当过学徒，在宣武打过更，做过黄村书吏，和人开过茶馆，拉工程收过中介费，结果不是因为嫖宿就是终日赌钱亏了本，都没有干长。在皇城根混不下去后，林清又去苏州讨生活，在粮道衙门、丹阳县衙给长官当随从。但是他恶习不改，“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去若粪土”，贪污受贿，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案发后，官府要将他绳之以法，林清赶紧潜逃，隐姓埋名在运河做纤夫拉船，逃回宋家庄。回到北京后，林清先和一帮无赖少年贩鹌鹑，再和在衙门认识的王将军家人开雀鸟铺，后来因为分金不均、奢用无节制，被合伙人赶了出来。至此，林清彻底被生活抛弃了。

这样，林清就不幸成了流氓无产者。走投无路的林清此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加入邪教坎卦教。

根据日后官府对林清的调查，林清此举只为敛财：“我先前入教，原希图敛钱。”坎卦教跳大神卖符水，骗骗村姑民妇绰绰有余，但骗不了林清这样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老流氓。社会真是一所大学，林清作为社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坎卦教里明显不是受苦受难的一般徒众，而是骨干精英和头目分子。林清甚至在入教后不久就成为了坎卦教的教主。他是怎么当上教主的呢?结论是：连蒙带骗。坎卦教的首领叫郭潮俊，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被人告发。估计是涉嫌非法集会或者经济诈骗等乱七八糟的罪名，并不严重，重要的是林清受到牵连，被关进了保定官府。坎卦教的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邪教群龙无首，林清命大最先被放了出来，就奇迹般地做了教首。另一种说法是，郭潮俊这个教主性格怯懦，遇事畏缩，年纪也很大了，邪教中原来就酝酿着“倒郭风潮”。林清在保定打了官司回来，显示了勇敢能干乐于出头的一面，被推举为新教主。林教主苦尽甘来，终于吃穿不愁，能吃香喝辣了。

一个人从社会底层跃升到一定的高度，掌握了相当的金钱或者权力后，难免心理不正常。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膨胀，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能办到，想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从底层来的顶级富豪总想垄断某个行业，操纵市场，或者插手政治，结识权贵，把手伸得太长太远了。林清取得坎卦教领导权之后，似乎真以为自己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教主。既然能力这么强，能忽悠住那么多的教众，那么为什么不能去染指权力呢?

权力欲在林清体内肆意生长。他掌教后，不嫖也不赌了，花费了大精力经营坎卦教，还统一了京畿一带的其他邪教，合建成庞大的天理会。天理教“每日朝拜太阳，念诵经语，可免刀兵水火之厄。如遇荒乱时候，并可乘时图谋大事”。有了政治野心的林清还周游天下，联络直豫鲁等省的邪教组织。早年丰富又坎坷的阅历磨练了他的能力，如今显露出了功效。林清成功地将冯克善的离卦教、河南滑县李文成的震卦教招至麾下，将势力拓展到黄河两岸，朝着胸中的宏伟目标迈进了一步，也为天理教埋下了祸根。

嘉庆十七年(公元1817年)十一月，林清在大兴黄村召开了天理教领导大会。大会决定在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九月十五发动起义，京畿、直隶、山东和河南等地的天理教徒同时揭竿而起。

这个起义时间的选择很有深意。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本来应该有闰八月，古代人迷信认为闰八月有灾，所以当时民谣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发”的说法。“黄花满地发”的典故语出黄巢的《不第后赋菊诗》，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当年黄巢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对官场绝望，就写了这首典型的反诗，扬言“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满地黄花”从此成了造反的同义词。老百姓迷信，总觉得闰八月的十五，也就是一年中的第二个中秋节要出大事。所以官府改嘉庆十八年的闰八月为次年的闰二月。他们以为皇历改了，“黄花”就不会满地发了。结果，林清等人选择的起义时间在皇历上虽然是九月十五日，但却是老皇历上的闰八月十五日。他们故意选择当年的第二个中秋节来应谶。

考虑到天理教在京畿的徒众少，力量小，领导大会约定直豫鲁三省徒众先行起义，然后抓紧赶到京畿会合，共同打进紫禁城去。李文成就在会上对林清说：“公此间兵少，滑县兵不下数万，仆当选精兵先期诈作商贾，陆陆续续驰至以助公，蔑不济矣!”临行，李文成再次叮咛：“必俟滑兵至，公乃发，毋轻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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