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直努力鞭策自己与宋经营出一种“纯洁至诚之爱”

蒋、宋结合之初，外界虽议论颇多，后世也多有持“政治联姻论”者，但在蒋个人的角度，则确实希望宋能够成为自己最真爱的伴侣。在宋之前，蒋已对姚冶诚、陈洁如在自己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深感失望，日记中曾斥责姚冶诚有“妒妇悍妾之险恶阴狠”，也曾批评陈洁如“迁租七十二元大屋”，乃“招摇败名”之举。但对宋，蒋在日记中却呈现出一种迥异的面貌，频频称赞宋乃自己的贤内助，如：“三妹时勉我以勤劳国事，心甚自惭”;“三妹劝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气，而我对下总不能温和浓爱，使人无亲近余地，而且对学生亦如之，切戒之”;“三妹以余性质消极，多懊悔为耻，颇中余之病也。印象颇深，余将何以自勉，存心而已”;“与三妹相谈甚乐，其规谏有理，故感之。决自明日起，按时办事，再不决心堕气，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气概，亦有理也”;“结婚以来，每言辄以党国为重，德业为要。如此情爱，弥可敬也”;……

蒋的这种称赞，既是对宋的肯定，也是对宋的期盼，同时还兼具对自我修养的磨砺。

蒋氏写日记的一个重要目的，即通过日记来做自我反省和自我激励，故其中多有夸张、鼓舞、打气之语——如咬牙拒绝以苏俄间谍牛兰夫妇换回蒋经国后，蒋氏对无后一事耿耿于怀，日记中遂不断以圣贤道理自我勉励。就对宋美龄的称赞而言，其实日记中还隐约流露出痛苦的另一面，如：“彼以作战劳苦而作规矩，是使我太苦”;又说：古人所谓“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这一俗语，“乃有至理也”。所谓“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显然是在慨叹宋家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家教修养，都远远超越了蒋家。至于为何会有此种慨叹，大概与宋美龄对蒋的上述种种“规谏”大有关系。因宋的“规谏”感觉痛苦，但仍时时不忘赞美宋的“规谏”，蒋修身蓄德的努力，不可谓不真诚，不可谓不努力。蒋说自己对宋有一种“敬爱之难制”的感情;也只有放到这样一种环境中，才能够理解“敬爱”二字的确切含义。

但“敬爱”之情，终究与寻常夫妻感情有别;当蒋氏遭遇大变故而亟需寻求情感寄托时，“敬爱”便显露出了她的局限。1949年底，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守台湾。农历新年刚过，心境恶劣的蒋，忽然强烈思念起30余年前的初恋情人李子青，在日记中写道：“近日事务较忙。朝夕各课皆觉心神粗浮而不能精微，而且时起报复之意。此乃虚骄之始，又对过去恩怨亦沉浮无定，而对李氏子青之想念为尤，切相离已卅四年，不知其人实在人世否?奈何恋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终身不能忘情耳。”

但正如胡适所言，蒋氏在修身功夫上所下之苦功，远非常人所及，其在情感上的自我克制与自我完善均相当自觉。故早在1934年12月，蒋宋结婚七周年之际，蒋氏就曾在日记中如此勉励自己努力经营这段蒋、宋感情：“爱是不望报酬，此纯洁至诚之爱也，勉之!”而蒋氏在日记中不断赞颂宋美龄，多少也有自我强化以锻炼出“纯洁至诚之爱”的用心，如1930年12月9日，蒋氏日记写道：“当今之世，诚意爱我辅我者，惟妻一人”，这当然是夸张之辞，但类似的夸张之辞，蒋在日记中写了一遍又一遍，自我强化、自我勉励的味道，是不难体会的。…[详细]

1941年，重庆战时儿童保育院里的孤儿。1938年，宋美龄、蔡元培等人在汉口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成立20余个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遍布抗战大后方(包括延安保育院)，收容战争孤儿28900多名，时人称做“宋妈妈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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