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有“夫妇同心救国，协力救民，为人生无上之幸福”

除“规谏”外，宋美龄生活上的体贴，也是蒋日记中赞颂的重点，如：“寓中布置之雅洁，惟吾妻能之”;“吾妻护我病，保我身，无刻不在心，无事不人微。诚贤良夫人也”;“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孔姐与妻念念不忘经儿，其情至矣。吾重违其情，惟以不宜操切也”;……

此种赞颂，大致应该属实。但与“规谏”相似，此处蒋氏实际上也有意识地弱化了事情的另一面。其实，在赞颂宋美龄生活上的体贴的同时，蒋同样为“家事”烦躁不已，日记中此类记载颇多，但大多语焉不详，譬如：“家中意见不洽最为苦闷”;“家事难言，因爱生愁，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家事烦闷，多爱生苦也”;“以家事烦恼，不胜抑郁沉闷，强勉由杭来沪，此身几无自由之趣，将以他人之喜怒哀乐为哀乐，可悲之至”;……这些倾诉中，并无一字提到宋美龄的“体贴”起到了宽慰作用，这表示，宋大概也是蒋“家事烦闷”的当事人。1937年4月26日，蒋日记中还曾记道：“妇女智慧愈高者，虚荣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恒心，此妇女之所以历来不能与男子共同建国之一因乎。”这段批评，除了针对宋美龄，并无第二种解释，因彼时蒋身边“高智慧的妇女”，唯宋美龄一人而已。

西安事变时宋美龄亲履险境。蒋感叹：“妻之于夫，不惜牺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为惟一目的，殊为可感。”尽管在日记中记下了这许多“家事烦闷”，但蒋始终不曾明确指明与宋美龄有关。个中苦衷，仍在蒋期望与宋锻炼出“纯洁至诚之爱”，故于日记中处处明白提醒自己宋的种种好，而讳言宋的种种非。而宋在大节处的果敢与担当，如西安事变不惜以身犯险，淞沪会战不顾生死赴前线劳军遇袭身受重伤等，无疑也是对蒋经营此段感情的良苦用心的积极回应。蒋之感叹：“夫妇同心救国，协力救民，为人生无上之幸福”，并非无的放矢。

      1934年，蒋曾写下一份“家事约记”作为“代遗嘱”，已将宋美龄确定为自己的“至爱”：“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霞洞西侧山腹之横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皆全归爱妻美龄管理;三、余死后，经国、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西安事变时，蒋立下遗嘱给蒋经国、蒋纬国，再度重申：“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

       彼时，蒋经国之生母毛氏尚健在，强迫其以宋美龄为“惟一之母”，实在是不近人情强人所难。但这种不近人情强人所难，恰恰也说明蒋、宋之间确有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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