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是靠1930年中原大战附蒋反冯(玉祥)，才被蒋介石委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兼17路军总指挥的重任并主政陕西。但蒋此举只是为了牵制、阻止冯玉祥，而非真的要重用杨虎城。因此自杨入主陕西之后，蒋便开始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限制、削弱：1、削弱杨虎城的军事力量。1931年，蒋介石先是撤销17路军第58师番号并策动该师师长叛杨投蒋，随后又派人诱劝第42师师长冯钦哉叛杨。1934年10月，蒋介石又将17路军第49旅杨渠统部改编为新五师，调入河南归刘峙节制。2、蒋介石不断限制、削弱杨虎城的政治权力。1931年蒋介石派其亲信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节制西北五省，同时调中央军两个师进驻华阴、华县、渭南一线，威胁杨虎城所部。1931年12月，杨部占领兰州后，蒋介石为了不让杨控制甘肃，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同时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想控制甘宁两省的愿望落空。1933年5月，蒋介石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同年，又调胡宗南第一师驻天水，进逼陕甘。直到1936年6月，杨还发现蒋介石派人在收买其部下的几个团长。

正因为杨虎城处处受蒋排挤，但又明白“以我们的力量和蒋斗争，根本不够条件”，因此只能臣服于蒋并受其宰制。所以他一方面对中共多有照顾，处处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又因为“怕蒋特甚”，不愿与中共交往过密，对中共的一些示好举动也始终是不冷不热的。比如1935年底毛泽东派汪峰去见杨虎城，杨表现的非常冷淡。1936年4月毛泽东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杨虎城，杨竟推诿不见，以至于王世英在报告中如此评价杨虎城：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已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杨虎城的这种态度甚至还惹恼了毛泽东，毛1936年8月亲自致信杨虎城，要求其表明态度到底“为友还是为敌”。即便如此，杨虎城的态度仍旧没有多大改变。

最终让杨虎城最终下决心反蒋并发动西安事变的，仍是蒋介石的步步紧逼。1936年前后，杨的部队经过蒋介石的屡屡引诱改编，已所剩无几，而蒋还在分化其部队，收买其部下，要拿走他的最后一点本钱。同时，1936年9月两广事变彻底平息后，蒋介石陆续调集大军前来西北，加上杨虎城在西安拜谒蒋介石时“对他亟冷淡”，这就更加重了他的担忧：“蒋介石会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转而对西北采取行动”。如果蒋借剿共之名“把手进一步伸到陕西来”，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就像在云贵川康那样，那么他在陕西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一改往日态度，真正决定与中共和张学良合作反蒋。此后杨虎城积极运作，他一方面在9月上旬与中共代表谈判时主动提出红军、东北军、17路军在西北联合发动反蒋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在张学良及其东北军高层军官面前不止一次表示对蒋严重不满，鼓动张学良等发动事变。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蒋介石的分化和限制让杨虎城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因而出于自保才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的。至于所谓“抗日”，与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的“北上抗日”一样，更多的是政治口号而已。杨氏发动“西安事变”的这一背景，终究给国民党方面的留下了口实，也降低了杨翰“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这一说法的可信度，这也就成为了其“平反”的最大障碍。

障碍二：杨虎城回国到底是否受蒋介石诱骗还没搞清楚

针对杨虎城出游欧美又回国一事，杨翰认为是“蒋介石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查阅其所著《杨虎城大传》和其他文章，其依据无非以下4点：1、促成杨虎城回国的直接原因是1937年10月2日宋子文经日内瓦发给杨虎城的一份电报：“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据王根僧回忆，杨虎城本人也表示是因为“宋复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的。2、杨虎城到香港后曾与宋子文长谈;杨从香港去长沙的机票也是宋子文给的;蒋介石给杨虎城“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的电报也是宋子文转交的;同时杨虎城还曾在1937年11月30日向其部下、朋友宣布说：他得到宋子文的保证，要先去南昌见蒋委员长，接受任命，然后回西安。3、戴笠在软禁杨虎城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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