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这些《实录》、《国史》相关修撰过程中，李世民多次加以干涉。第一次，“唐太宗尝欲观起居注，朱子奢曰：'恐开后世史官之祸。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载，尚有闻乎!”第二次，又为禇遂良所止;第三次，修史的换了自己心腹房玄龄，再次提出观起居注，“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房玄龄当然明白自己主子的心意，于是“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但李世民还不满意，“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辞，直书其事。”表面上说是“直书其事”，但无疑是给“六月四日事”下了定论，与：“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类同。

这样一来，就将其杀兄屠弟之丑事沉于史书，而代之为安国定邦之正义之举。然天道彰彰，后世学者多对此提出质疑。范祖禹曰：“若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为唐史者书曰：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为皇太子。然则太宗之罪矣。”王夫之亦言：“周公诛管、蔡，不夺管蔡之封也;季友鸩叔牙，季友不攘叔牙之位也。建成、元吉与己争位，而未尝有刘劭之逆，贻唐室以危亡，而杀之以图存，安忍无亲，古人岂其口实哉!”范祖禹和王夫之一针见血的指出，李世民干涉修史的根本目的在于掩盖自己杀兄屠弟的罪行，一方面光大自己形象，一方面抹煞李建成、李元吉的事迹，同时也为二人蒙上千古奇冤。

做了这么多，唐太宗却认为还不够，这从后来他让许敬宗担任修史工作这一作法可以看出。而太宗朝的实录、国史不实，主要就是许敬宗从中加以纂改。从唐高宗、刘知几到刘煦、欧阳修、司马光，都持这种观点，且可以在许敬宗纂改实录、国史问题上列上一长串罪证。例如：“敬宗自掌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乃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昔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史载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以唐太宗的识人之明，又怎会让许敬宗这一小人来执掌国史。结论显而易见，许敬宗正因其人品低劣，故易控制，更可让其在修史过程中禀承自己心意，将自己的过失加以掩盖。因此许敬宗刚一去世，便出现了要求删改实录中不实之处的呼声，并且立即得到了唐高宗李治本人的赞同并付诸实行。

假设没有玄武门之变，这些大臣们会继续跟随李建成。建成太子上台的班子与李世民大概也差不太大，许多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后来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曾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也在后来的贞观年间“甚有惠政”，也曾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这些大臣们在李建成的领导下未尝不可创造出另一模样的大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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