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子珍 毛泽东极力挽留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曾经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所说的贺子珍在贵州负伤，就是指的在长征路上贺子珍被炸弹炸伤那次。贺子珍当时伤得很重，七窍出血，差点死去。连队曾经想过把昏迷的贺子珍留在当地老百姓家，怕路上的颠簸加速她的死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不肯，说：她要留下来，准死无疑。就是用担架抬，也要把她抬着走。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腾出来给贺子珍用，自己骑马。后来贺子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后，又接着说： “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泽东这种心的召唤。 在很多年以后，贺子珍每逢想起毛泽东说的这番话，就要流泪。这是性格刚强的毛泽东，在向自己的妻子袒露他的心扉，诉说他的至深至爱之情。可是，当时性格倔强，而又满腔怨气的贺子珍，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讲话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态度回答毛泽东，这就是“我一定要走”。 贺子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时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了口信，让她回来。毛泽东说：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样大小，是毛泽东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子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子珍，他都要出发了，毛泽东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泽东给贺子珍捎来了小木箱，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泽东。这床新棉被，毛泽东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的身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