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慰安妇制度从何而来

就现有研究来看，日本慰安妇制度的确立，一般可追溯至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不久，一部分驻沪日本军事人员就建立了海军ianjo(即慰安所)，为其成员提供娱乐设施，慰安所从那时起便开始持续运作。

后来随着大批侵华日军抵达上海，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和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呈请司令官白川义则批准，日本陆军在上海设置慰安所，并在长崎县征募慰安妇。同年4月，第一批慰安妇抵达上海。

然而，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形成，其实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探究慰安妇制度的来源，就不得不提及日本近代公娼制度以及日本人的性观念等问题。

其实，早在明治维新时，标榜文明开化的明治政府就曾公布过解放艺妓娼妓令，要求废除传统游廓制度。作为其配套措施，明治政府又公布了“贷座敷(挂牌营业所的名称) 渡世规则”和“娼妓渡世规则”，将一些出于本人自愿的娼妓集中在“贷座敷”之中，并由此建立了一套接受健康检查、领取营业执照、交纳税金的完整制度。这些制度奠定了近代意义上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

日军中的日籍慰安妇

这种公娼制度，其实是国家权力对公娼卖淫的公认和许可。妓女需要向警察提出从业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并上交纳税金。妓院经营者则通过“预支金”的方式，对这些妓女进行人身约束。所谓“预支金”，是公娼和艺妓在进入青楼时，由妓院经营者向其家人预付的一笔钱，但这些钱需要她们日后通过卖淫的方式来分期偿还。

宣扬文明开化的日本，实则纵容着近代公娼制度所掩盖的人身买卖关系。后来，在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防止性病泛滥及强化军队管理等“内在”需要，成了军队与公娼制度“联姻”的巨大推力，也为日后慰安妇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可操作的“模板”。可以说，日本国内的公娼制度是慰安妇制度产生的重要前提。

此外，日本人的性观念相对而言可谓“放纵”。一位曾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军人郭歧曾谈到说:“我真不了解日本人为什么都是色情狂!他们见了女人，就像公马、公驴见了异性一样，挺然，挠然，跃跃欲试，不管老幼好丑，群来发泄兽欲。”

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在性生活方面都处在主导地位。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扩张，男性，尤其是军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更高的特权地位。“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嫖娼、豢养情人，成为日本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权力和荣耀的一种象征。

如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风流韵事不断，可谓公认的“色男”。“以日本最美的姑娘的大腿为枕而眠”是他的乐趣所在，他交往的大部分女性皆是艺妓。又如曾竭力推行侵华政策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最后也是死在妓女怀里。

在日本军人之中，甚至还流传着一些关于性行为的迷信说法。日本老兵水野靖夫曾说:“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的‘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韩国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的尹贞玉也指出:“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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