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是中国文化史没有庄子这样的哲学家，中国哲学的气韵一定会输不少;要是中国文学史没有《庄子》这部奇书，中国文学的明灯一定会黯几分。历经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谈庄子、看庄子，他是一个人?一部书?一个梦?还是一种文化现象?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雾里看花，但我们知道那是花，而且不是普通的花，那是怒放在中国文化源头的一枝奇葩。
    战国中期，天下乱得一塌糊涂，乱得看不到一点文明的影子。庄子是一个单薄的书生。他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个子矮瘦，家境不富也不贫寒，生性机智，好读书，好远游，好与三教九流为伍。那个时候出版社极少，书也极少，所以庄子三下两下就把天下的书读完了。生逢乱世，远游也不是好玩的事情，但庄子为了开阔眼界，执意从老家宋国蒙邑出发，往南游历楚越之地。为什么选择楚越呢?一是因为他最佩服的文化大师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二是因为楚越相比中原拥有独特的民俗风情，那里的“野”、那里的“蛮”，十分贴切他心目中“无圣无盗”的“至德之世”。庄子特别不喜欢圣人。他有一句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七雄相拼，你死我活，哀鸿遍野，你说能把“圣人”的牌位摆在哪里?莽莽暴君，赳赳武夫，有的是残忍心性，有的是虎狼之师，他们就缺“圣人”那一套主义和理论。圣人为暴政张目，为恶行壮胆，为阴谋增色，你说庄子恨不恨圣人!远古的圣人，像尧呵舜呵，庄子懒得答理，太远了，打个招呼都很费力。庄子毫不留情地拿了最近的圣人开刀，好在那个时候大盗多，圣人也多，其中杰出代表就是长得酷似阳虎而差点挨打的孔子。庄子其实最欣赏孔子两样东西，一是学识，一是意志力。但他认为孔子没有把这两样东西用对地方，他用了它们周游列国，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结果累累若丧家之犬。所以，庄子也最讨厌孔子两样东西，一是好为人师，一是张口贤闭口礼，不管现实世界如何倾轧，如何动荡，一个劲念自己的经，说得好听点是书生气，不谙世事;说得不好听那就是虚伪。后世不知有多少儒生中了他们先祖孔夫子的邪气，一边高唱修齐治平，一边把自己的脑袋摇得像货郎鼓，却没几个人听。“百无一用是书生”，庄子早就看不惯与看不起儒家这种作风。
    庄子喜欢老子。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作家、大隐士，他作古正经教过孔子的课，虽然教的只是选修课，但孔子多次在《论语》中炫耀他和老子的师生之谊，好像时下许多人到某“大师”门庭一坐就自称学生一样，孔子在那样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亦不能免俗。当然，孔子听老子的课不是为了名份，而是真正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为他致君尧舜打下扎实基础。庄子把老子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怀念他，学习他，但并不是亦步亦趋，否则就不是庄子了。庄子尖锐批判孔子的虚伪，也不认同老子的虚幻，老子皓首穷经，仙风道骨，他的学问和智慧直怕两千五百年来都是天下第一，可他不立文字，他蔑视世俗，躲避喧嚣。本来还在周王朝的守藏室当了一个史官，因王室内乱，他辞职去都。至函谷关，一个叫喜的守卫劝他留下一部书，他就留了洋洋五千言，名为《道德经》。庄子觉得老子这么做太玄了，不值得，要不是函谷关还有个认得老子、爱读书的守卫，中国文化史该会有一个多大缺口啊!
    
    庄子既不像孔子那样，嚣然尘上，到处求官;也不像老子那样，甘弱守雌，遁身避世。他当隐士选择了“陆沉”，意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现实是不可逃避的，你必须生活在人群当中，但你的心可以沉下去，可以沉溺于思考和狂放之中。跑到山上去当隐士算不得本事，在闹市中能够清心寡欲、宁静致远，才是真正的卓尔不群。庄子追求的“大道”，不是寂无一人，而是如何在人群中、在社会中海阔天空。所以，庄子写的《养生主》不是我们现在的美容保健手册，而是探讨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社会的复杂关系，于荆榛遍地中得一安身立命之地。庄子认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惟一的办法是“与天为徒”，而不能与人为徒，一旦与人为徒就会产生秩序和等级，而与天为徒，则众生平等，只有在天面前，人是不需要遮掩的。你狂放也好，堕落也好，平静也好，在天那里都只有一个不经意的表情，无论花朵的暗香，抑或雷霆的震怒，都不能让天动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可奈何是社会的事，个人无能为力;但安之若命则关乎个体存废，对生命的珍爱与护惜是每个人一生中最艰深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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