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一个世界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国历史学也同中国历史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主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史学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走过一些弯路，出现过一些不足和失误。我们现在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年代，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未来的史学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对本世纪尤其是建国以来史学的是非得失和21世纪史学发展的趋势，史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对它的理解和总结尚需时日，甚至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现仅就管见所及，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本世纪，率先打破两千年史学旧传统，举起“新史学”大旗的是梁启超，之后，王国维运用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二三十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一些人用于史学研究。建国后，我国史学研究的最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取代了传统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涌现出了一批史学大师，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的史学家都十分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国历史。如郭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明确表示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续篇。侯外庐同志在自传《韧的追求》里，特别讲到他1943年怎样获得一篇马克思遗稿的俄译本，请一位同志译为中文，读后“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和勇气”（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要多做切实工作》，《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这期间也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史学著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队伍。当然，史学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之处。这些不足和失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为突出。这首先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时，不重视中国历史本身的特点，而存在着公式化、简单化和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如在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时，有许多同志运用的史料基本上差不多，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体上也相同，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运用阶级分析法时，有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的影响，又导致阶级斗争史排斥或取代其他历史领域的研究。许多人往往把精力用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个别语句上，而恰恰忽略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身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1-472页）。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中国历史自己的特点上，而不是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或个别词句当成不变的公式到处乱套。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的科学理论，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适得其反。在世界格局变化多端的今天，历史研究也必然产生一系列这样那样的理论。但我们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历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史学工作者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要着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立场、观点、方法。同时要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范文澜同志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翦伯赞同志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替中国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事件或人物准备现成的结论。”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历史学上的一些问题、事件或人物作出创造性的概括和判断”。这些意见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历史仍有指导意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目前史学界有些人对历史发展规律、阶级斗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否定，力图用西方所谓先进的史学理论（其实是早已过时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这些思想还有相当的市场。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主观原因就是我们过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得当，使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得不够，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这是一个应特别注意的问题。社会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在发展。只要我们能解放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密切联系中国历史的实际，在21世纪，我国的史学研究必将有一个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