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洋务运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也是成果累累,规模空前。如夏东元整理的《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下两册,近200万言。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已出版辛亥革命,中日战争,汉冶萍、湖北荆门煤矿等史料集多种,不下1000万言;尚有已整理待出版的有关招商局、上海织布局、通商银行和义和团等几部史料,不下500万言。湖南学术界对曾国藩、左宗棠的档案整理出版工作,投入了很大力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原有《曾文正公全集》基础上,根据曾氏后裔保存的大量档案材料,重新整理补充编纂而成的《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共30册,约1500万言,业已问世;《左宗棠全集》已完成初稿,正待出版。安徽学术界对《李鸿章全集》的整理、补充和编纂工作,同样投入了很大力量,2000万言的皇皇巨著不久即将与世人见面。河北学术界,也正在着手重新编纂《张之洞全集》,计划在今年5月于石家庄召开张之洞学术研讨会时与学者见面。以上这些重大成果,都为进一步研究洋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参与这一工作的大批学术界同仁,是功不可没的。 (四)论争的焦点和共识 洋务运动经过历次论争,使后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更为客观,更为公正。争论者既有共识,也有分歧。目前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太平天国同晚清政府之间的斗争,究竟站在哪一边立场上讲话,这是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关键问题之一。章太炎曾经评论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前句是站在晚清政府的立场上,后句则是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章太炎自己似乎也拿不定主意。范文澜给曾国藩扣上"汉奸刽子手"两顶大帽子,是坚定地站在太平天国一边的。冯友兰生前一心要为曾国藩翻案,于是找出种种理由否定太平天国,以便能够自圆其说。 第二,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贡献大小的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开其端的。全面否定论忽视了这一问题,后起的全面肯定论则过分突出了这一问题。胡绳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上,发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指出当时中国近(现)代化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范围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的现代化。"他认为洋务派的近代化是属于前一种倾向,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道路,不宜做过高评价。 第三,洋务企业的性质问题,是属于民族资本呢,还是属于早期官僚资本?笔者认为应属于后者,全面肯定论者则认为应属于前者。 第四,晚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应否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可否从洋务运动中划出去,全面肯定论者是想方设法划出去,把对外屈辱的帐算在晚清政府头上;笔者是不同意的,前面所引胡绳发表的序言也表示不宜划出去。 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初步达成一些共识。 第一,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历时35年,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宜一笔抹杀。 第二,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我们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至于哪一面占主要地位,还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反动与消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第三,在过去"左"倾思潮影响和政治斗争需要下,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被扣上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买办等大帽子,现在时过境迁,是到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第四,洋务运动是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既包括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新旧社会的根本矛盾,又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包括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官商矛盾等等,应该深入钻研,才能摸出一个头绪,浅尝辄止是不行的。相信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一定会取得更全面、更科学、更丰硕的成果。 (五)台湾地区洋务运动研究概述 台湾地区史学界尚无专人从事洋务运动研究,亦未建立专门的研究组织,但一些学者有较深入的研究,张玉法、吕实强等学者,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对洋务运动称之为"自强运动",持基本肯定态度;对洋务派主要人物奕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辈,同样是基本肯定的。在发表的文章和会议研讨中,并未发生过激烈的论争,这一点与大陆学者的情况不同。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只举行了两次,一次是1987年8月召开的"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另一次是1993年11月召开的"曾国藩逝世双甲子纪念演讲会",兹将前一个会议的情况作一介绍。 这个研讨会是由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会期8月21-23日,出席中外学者近百人,有日本、美国、韩国等学者近20人,令人遗憾的是大陆学者未被邀请。提交的论文共34篇,内容包括洋务与内政、西法与传统各方面,并及于思想层面,以及中外的研究与比较。举行了12次全体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上下两册论文集。 论文和研讨的内容要点是: 第一,对洋务运动的总评价很高。"清季自强运动起于1860年英法联军结束,讫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历时三十余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不仅是国人谋求对所谓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变局所作有效因应求自强的开始,也是百余年来中国进行现代化所作种种努力的起步。"(吴大猷开幕词)。"我们应该说:自强运动是很成功,但又是失败了的。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这是主要的事实……从清中叶(或从十九世纪早期)的观点看来,自强运动是很成功的……自强运动在训练人才,转移科技,以及提倡新企业等方面,颇有贡献。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而且都有长远的影响"(刘广京:《经世、自强、新兴企业--中国现代化的开始》)。"那个时候,中国人我认为是相当消极的,只要能维持国家的生存就够了,满清政府不灭亡,中国能够存下去,这个就是自强运动的目标。我想,如果降低到这个层次,自强运动是成功的。中国没有灭亡,满清政府灭亡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方面来了解,就会肯定当时的努力,当时的建设,当时的奋斗。"(会议主席张玉法的总结发言) 第二,对曾国藩也作了很高的评价。"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兴办团练,登高一呼,各方景从。终能荡平发捻,芟刈大难,成为清代中兴名臣。而其修己治人之道,知行并进,文武兼资,无论学问修养,治道军谋,伦理德业,皆是为天下法……曾氏亟谋了解西方文化,俾能知己知彼,徐图因应,故不仅为传统的经世学者,而倡导自强运动,尤不遗余力,诚承先启后之人物。其领袖群伦,图新求变,殆无可置疑焉。"(王韦均:《从日记书信中探讨曾国藩之内心世界和自强思想》)。"曾国藩的丰功伟业,道德学问,久为当时与后世之人所肯定。"(吕实强:《曾国藩的中庸之道》) 第三,对大陆洋务运动研究作了详尽的评价,但其中不免有误解和偏见。吴安家在会上提出《中国大陆历史学者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长文,内容很详尽全面,是下了功夫的,有些议论并有独创之处,特别对近年来论争的评介尤为深透,但亦有误解的地方。吴先生在大量引用黄逸峰和笔者两点论观点以后,作出了下述结论性的批评:"从这些意见可以看出姜铎的看法前后不一致,早期他认为洋务运动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后来却说它是反动和卖国。笔者怀疑这些观点是中共故意安排发表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些极左观点作为讨论的依据。从后来中共期刊和报纸上刊登出的文章可以看出,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提及他们两人的观点。严格说来,姜铎和黄逸峰两人的观点,只是范文澜和胡绳等人的看法的延续和发展。由于这些意见仍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两条路线斗争'理论框框影响下的产物,反对者众。反对者认为这个运动既不是反动,也不是卖国。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驳姜铎等人的看法。"他的这些批评有合理的部分,如说我们的观点是范、胡观点的延续和发展,以及前后不一致等等。但偏见太深,不了解大陆论争的内情和我所坚持的两点论的本义,特别是无端怀疑我们两人的观点是"中共故意安排"的。这就未免有点"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嫌疑了。还是评论者吕实强先生说得对:"所以我认为吴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头,也应该稍微把他们这种隐含的内心状态提出来,而不使大陆学者认为他们的学术良心道德全然为我们所忽略。" 第四,"自强运动"与"洋务运动"两个名词的区别何在?下面是吕实强先生在评论上述吴安家文章中说的一段话,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为什么大陆要用"洋务运动"?美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几乎很少用"洋务运动",多用"自强运动"?"道理很简单。'自强运动'是代表当时人心里面内忧外患的压迫……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用外国人方法,甚至于说在西学、西艺方面,也没有能够彻底学到外国人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但是他们内心的热情,内心的动机,是向着爱国的、努力奋进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用'自强运动',是代表一个继续的完整的动力。可是大陆上要否定这些努力,所以他们用了'洋务运动'。用'洋务运动'情形就不同了,仅是借用外国人的科学技术来完成他们的保卫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合作来维持统治阶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借用这些科技的目的并不是爱国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此解释下来,他们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所做的努力,都是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他们既然违反了人民的利益,便只有失败。当然引导到毛泽东说人民革命,领导人民,顺应人民,所以他们会成功。目的在这里,所以排除了'自强'这个名词。"[①g] 在上述回顾以后,我想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几点希望,作为全文的结束。首先,希望预定的天津第八届洋务运动研讨会,能如期顺利召开。原有的倡导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编辑部,就近加以大力协助。其次,筹建一个研究洋务运动的正式组织。再次,通过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用适当的方式,同台湾学者协商,两岸互推几位熟悉洋务自强运动的学者,举行平心静气的交流座谈,力求能达成一个初步共识。最后,建议成立"洋务运动研究基金会"。我愿意捐资万元,作为提倡。竭诚希望研究洋务运动的同仁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社会各界热心资助学术研究的人士,广为劝募,以便积少成多,为今后洋务运动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a这段引文均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①b上述引文均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及《饮冰室合集》等书。 ①c此段引文均摘自《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c《清史稿》卷一九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c《清史稿》卷一九八。 ④c《清史稿》卷一九九。 ①d这段关于瞿秋白的引文转引自杨劲华《瞿秋白对中国社会的剖析》,《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②d③d《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5-36、59页。 ①e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4月版,第648-649页。 ②e《清代通史》,第826页。 ①f良友图书公司1932年版,第31-35页。 ②f引自《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①g以上有关引文均据《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9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