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讲的中西古典史学理论，在中国，时间界定为先秦两汉，史学理论以孔子、司马迁为主；在西方，时间界定为古希腊罗马，史学理论（其中不包括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史学理论）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人为主。总体范围是以中国古典史学理论为主要参照系。
    古典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古希腊罗马，在史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古典时代所创立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一直是指引和鼓舞后世史学前进的灯塔。它对于世界文化，尤其是历史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之一。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古典时代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但是，古典时代的历史著作中则饱含着丰富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述。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古典时代的史学理论在整体上的发展是十分全面的，它涉及到了史学理论的诸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都有着明确的论断和深刻的剖析，在这种全方位的探讨过程中，构建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史学理论。
    一、史学目的论
    历史学作为一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的科学，它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历史学家著述历史著作要达到怎样的目标，这是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历史学的重大社会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反思人类自身的历史经验，帮助确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的对策，以有力地推动社会前进。
    中国古典史学萌发于官方对史事的记录。《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治”，这种“官书”显然就包括了历史文献、历史记载在内。所谓“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1〕。因此， 由“赞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辅助的目的。而《国语》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2〕， 就十分明确地包含了以史鉴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史书有着“耸善抑恶”的作用。以史为鉴戒，就是要根据史书对善的褒扬和对恶的贬斥，从而来加强道德的修养和行为的规范。或者是从历史记载中汲取兴亡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上的举措。这就是中国古典史学的目的和宗旨。
    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因此，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孔子是中国的“历史学之父”。孔子修《春秋》是为了满足时代的需求。他在《春秋》中对史学问题有着自己的精深见解，认识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史学的宗旨。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3〕。由此可见，孔子是要以《春秋》来惩恶而扬善， 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左传》指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4 〕而司马迁更进一步将《春秋》的这种社会作用比之于一场革命变革：“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发难”。〔5〕随着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 惩恶劝善的宗旨就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中不可置疑的原则。
    先秦时代的其他史学著作如《左传》、《竹书纪年》、《战国策》等，也都继承了《春秋》的传统，重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逐渐使历史学成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一般说来，在中国古典史学理论上，史学的“经世”宗旨应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用于现实的“资治”观念，即历史的垂训作用；二是“明道”观念，即因事务实的“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6〕作用。
    秦汉之际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使得历史学家们更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临终前念念不忘其历史家的职责，执迁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7〕司马迁遵其父遗志，也认为：“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8〕。所以，他提出了资治观：“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9〕“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10〕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学，特别是孔子史学思想的传统，重视通过历史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为统治者提供治国良方。不惟如此，司马迁比前辈史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他的著作除了具有政治借鉴和垂训的价值外，还具有道德教化和知识启迪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这不仅是对《春秋》的社会功能的肯定，也道出了全部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辩是非”、“善善恶恶”。一般人只看到孔子以来的史学理论具有砭刺、惩戒的作用，而司马迁却以其所独具的慧眼强调它具有“劝善惩恶”的双重功用。“《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讥刺而已。”〔11〕在他的史学实践中，固然不乏针砭，同时也特别重视记载并颂扬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嘉行”和“美德”，用以教育、鼓舞和团结人民。他在《史记》中刻划了各个阶层的人物，将那些善恶分明的人物分类立传，如《循吏传》、《佞幸传》、《酷吏传》等，观其目则褒贬自现。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和鞭笞了社会上的阴暗面和丑恶行径；另方面挖掘并讴歌了下层民众中蕴藏着的创造才能、高贵品质和奉献精神，从而使得史学的道德教化更具有针对性、普遍性和实用性，史学的目的更加明确化。于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宗旨就发展为从鉴戒、惩劝、教化至资治、明道，最后为经世这一体系。这三个层次互相联结，形成相当严密的史学思想网络，这也是中国古典史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并长期沿袭，史学经世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占据了其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