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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罗马时代，古希腊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求真与批判精神被淡漠了。他们大都追求的是文辞的优美典雅，铿锵可诵，片面强调文笔的赏心悦目，过分地注重历史著作中的文学成分，仅仅把历史事实看作是文学描写的素材，认为使用优美的文辞和典雅的风格叙述历史故事以鼓励人们的爱国热情比真实地描述事实更为重要。他们在治史的严肃性上，既缺乏修昔底德那种理智和科学的态度，更缺乏波里比阿那种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虽然凯撒（Julius Ceasar，约前102-44年）的著作受到著名修辞学家、雄辩家西塞罗的很高称赞：“此书叙事明快，开门见山，引人入胜，理应受到最高的赞赏。它质朴自然，绝无半点雕琢的痕迹，宛如天生丽质，无需衣饰增美，在历史著作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一清如水，简明扼要的文笔更令人赏心悦目的了”〔48〕。因此，凯撒的著作一向被列为拉丁文的范本，但他的《内战记》里却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党同伐异的情绪，多有失实之处。李维的《罗马史》文词华美，描写逼真，笔调生动，使人们在阅读时不由得产生亲临其境之感。所以诗人拜伦曾称赞说：“李维的历史著作是生动的画卷”。然而就是这部罗马史由于疏于考证而造成叙述上的漏洞百出，因为李维的兴趣本来就不是要写出一部信史！〔49〕即使是罗马大史学家塔西陀也被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所指责，认为他“有系统地曲解历史”〔50〕。古罗马的史学家们大多不是把古代希腊严肃的历史学家而是把修辞学家奉为仿效的楷模，因此，他们过分讲究的文笔，往往因辞害义，歪曲了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又为后来的西方史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