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史学肇始于希罗多德，史学方法论也由他所奠基。希罗多德在西方首先确定了历史研究要求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坚持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他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研究，其中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证据，即对事实的忠实的陈述，而不是史诗式或戏剧中的神话和传说；一是推究真相的活动。〔37〕为了取得真实的证据，希罗多德周游地中海世界进行实地考察，亲自搜集历史资料，所到之处虚心向各界人士了解当地的历史。他本着“有闻必录”的原则，悉心搜集原始素材。“至于我本人，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38〕“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而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心里不讲出来的”。〔39〕希罗多德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但并不全部采用，而是有选择地进行考证，辨别真伪，他说：“我在孟斐斯和海帕伊司托斯的这些祭司谈话时，还听到各式各样的许多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去对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斐斯的祭司所讲的话相符合”〔40〕。他还特别注意不让民族的偏见妨碍他对事实作出公正的判断，说：“我的责任是在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41〕他把同一事实的不同说法加以核对，互相参证，并明确告诉读者，哪些是毋庸置疑的，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哪些是有争议而暂时存疑的。为了证明事实的可信，他往往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并加上简要的评注。这种诚实的治学态度，给西方古典史家们树立了良好的风范，终于成为古希腊罗马史家们的一个优良传统。
    古希腊另一位史学大家修昔底德在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上，比希罗多德更加严谨和缜密。修昔底德认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批判和考证。最能体现他治史态度与治史方法的是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段话。他说：“对于这场战争的事件我没有将任何偶然得来的信息不加思索地进行叙述，也不以任何我自己的意见为根据，我所描写的事件不是我仔细特别地询问过的。这工作是一件费力的工作，因为同一事件的目击者会对事件划出不同的说明，正如他们记住了事件的一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或感兴趣于事件的一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一样。很可能我对历史特点的严格的叙述不能引人入胜，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在他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已发生事件的真实的图景和在将来人类事件的秩序里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的真实图景，他将会说我所写的东西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也就满足了，我的著作是永久的财产，而不是一篇迎合人们兴趣的获奖作品”〔42〕。修昔底德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理智和科学的态度，他不仅力求真实地记载史事，而且力图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理解历史。因此，被西方称之为“世界上真正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43〕。国内学者认为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很接近于近代的唯理主义者”。而修昔底德“把神话和无稽的传说摈弃掉，是古代史学上划时代的事情”〔44〕。“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45〕
    在希腊化时代，修昔底德的撰史风格与史学方法继续得到了发扬。波里比阿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观点，坚持历史记载必须真实，必须诚信无欺，并且用形象的语言表达了这种一丝不苛的求真精神。他说：“‘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个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所剩下来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46〕他还指出，历史学家不应以奇闻轶事来取悦于读者，而仅仅如实地记事载言，不论其如何平淡无奇。史学之目的与戏剧恰恰相反，戏剧家以最动人的文句，打动观众一时，历史学家则以真实的事迹和真实的言词取信于人，使严肃的学者得益于永久。在做到历史记载的真实方面，波里比阿认为：首先，历史学家必须抛弃一切个人的成见和党同伐异的情绪，使自己成为一个公正无私的大法官，从大量的事实证据中求得正确的结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切不可凭主观的好恶来歪曲事实；其次，要注重实地考察。他为了弄清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出奇兵越过阿尔卑斯山远征意大利的经过，曾不辞辛劳地循着当年汉尼拔进军的路线重走了一遍；第三，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轻信别人的记载，反对倚门傍户，随人俯仰；最后，要处理好求真与垂训的关系。历史之所以能垂训后世，关键在于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波里比阿严于律己，恪守以上原则，因此被后人称之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也被认为是当时最合乎科学方法要求的。因此，他满怀信心地“请求”读者们注意：“不管是和我同时代的人或将来的人，如果在我的著作中发现有任何故意歪曲事实真相或记载失实之处，那末，你们就无情地批驳我吧！”〔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