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历史的用途和功能的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也有大量的文献对此展开过讨论。古希腊的修辞学家们，尤其是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338年）提出了“历史是道德范例”的史学理论〔12〕，史学的垂训目的就成为西方古典史学宗旨。所以，西方古典历史学家著述之意在于训世，而这些史家们本人又多为政治家或军事家，以切身的经验教育后代，重视运用历史事实进行道德教化。被西塞罗（cicero，前106-43年）誉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us，约前484-424 年）所著的《希波战争史》（《历史》）是西方史学，也是西方古典史学的开山之作，它为后世的西方史学开创了研究和著述的基本准则。希罗多德在一开篇就明白地提出了史学的宗旨和历史研究的目的：“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的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13〕。在这里，希罗多德创立了“鉴诫史学”的原则，他认为历史研究和写作有实用的价值，目的在于训世教诲；可以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教育，国家兴衰和人事成败都有轨迹可寻。希罗多德重视历史的垂训作用，对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从希罗多德到兰克以前的史学传统也就被称作“鉴诫史学”传统。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56-396年）更是重视史学的垂训目的和史学的教育功能。他认为治史的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利用过去的经验，使之避免前人的错误。所以他说他自己写历史“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他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14〕修昔底德是想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说明雅典国家的成败兴衰之迹，用以垂训后世。他用历史事实进行政治教育，为后世政治史家寓政治于史，以史为政治借鉴树立了榜样。他在歌颂伯里克利的稳健政策、抨击克勒翁的某些措施时，爱憎分明，褒贬有度，有着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修昔底德史学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史学教育功能，即史学的垂训和道德教育功能，被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称之为“范例史学”，认为“这种史学的职能是选择有‘教诲’意义的适当范例，通过史学家之口来说明向人民所要谆谆善诱的东西和预先谨防的东西”。〔15〕这种“范例史学”，在中国古典史学理论中就是“借鉴史学”，亦即“资治”观念。
    一般认为，首先从理论上阐发史学的垂训和教诲作用的是波里比阿（Polybius，约前204-122年）。他在西方第一次提出“历史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他认为历史是具实用价值的学问，是经世致用之学，不仅可以使人们心智广博，而且可以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为历史为人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先例，使人们知所遵循。他说：“只有以类似的历史情况和我们的处境对比，才能从中取得推断未来的方法和基础，因为只有学习过去，才能学会在现今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谨慎些，什么时候应当更勇敢些”。〔16〕波里比阿认为：“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就是研习历史。取鉴于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命运的唯一途径，除此别无它途”〔17〕。在波里比阿看来，历史之所以值得研究，“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是精确的或可指证的，而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18〕。他说：“历史和悲剧的目的并不是相同的，勿宁说是截然的对立的，……历史要求以人们言行活动的真实记录对富有求知欲的人提供经久不变的教训和指南。对于悲剧作者来说，主要是通过类似于真实的报道使求知心强的人受益”。〔19〕在这里，波里比阿实际上提出了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即本质与目的问题：本质就是对人们过去活动的记录和解释，目的就是实现真实的记载和为需要的人提供经验教训和行动的指南。
    古希腊史学家们这种重视历史垂训作用的传统，日后为古罗马史家们所承继。被称为罗马史学奠基者的老加图（Cato the Elder， 前234-149年）用拉丁文写的《罗马历史源论》（Origines ）是罗马第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老加图通过历史写作来反映自己的政治观点，深信历史著作写作的目的是劝善惩恶，历史著作必须具备垂训的功能，以宣扬爱国主义为目的，把古圣先贤的事迹当作道德教育的教材，以培养塑造青年一代的优良品德。著名史家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强调历史的政治借鉴和道德教育的双重功用。他在《罗马史》的序言中说：“历史研究之所以健康而有益，主要是由于这一点：你可以从中看到各种经验教训，犹如明显地刻在纪念碑上，从这些教训中，你可以替你自己和你的国家选择要模仿的东西，从这些教训中还可以注意避免那些可耻的思想和后果。”李维坚持写作历史的目的在于垂训后世。他的《罗马史》的字里行间里褒贬分明，意存劝诫。他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认为“史学之独特功用”就在于可以从中引出教训，用以指导当前和未来的行动。“研究过去的事情，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是好的，那么就模仿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话，那么，你就要引以为大戒，竭力避免”。〔20〕古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塔西陀（Public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6-120年）同样十分重视历史的功用。 他强调历史著述的道德的目的，从道德家的角度来写历史，认为历史学家的立意应有所褒贬，要“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促进个人和公共道德的水平。塔西陀在《编年史》中说：“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21〕正因为如此，塔西陀的著作也就成了“真正体现了作者著史目的一惩恶扬善的书”〔22〕。这里保存人类功业，使之垂训千古、教育后世的写史目的，与古希腊史学的目的一脉相承，也与中国古典史学的鉴戒、教化目的殊途而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