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他们在《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阐释的观点，早在公元前，伴随着采猎群之间长 距离交换网络的出现，前国际体系就已经出现了。在整个国际体系的历史中，有三个意 义重大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40，000年前，采猎群之间的交换导致了远距离 物资和思想的运动，造成了全球殖民化；第二个转折点可以追溯到5，500年前，第一批 类似国家单位（state-like units）开始出现并相互发生作用。这些群体之间的互动构成 了第一个完整意义上国际体系的基础。后来，与这些体系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单位变得愈 益多样化，它们包括农业帝国、游牧帝国、酋邦、城邦国家和城市联盟。在这一时期， 前国际体系与国际体系共存，但以牺牲前国际体系为代价，国际体系拓展了；第三个转 折点发生于最近的500年前，它与一种新的政治角色，即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这些角色最早在欧洲形成，但随着20世纪末的来临，这种政治组织形式扩展 到整个世界。前国际体系中的单位被有效地淘汰了，在过去5，000年中出现并在世界各 地生存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国际体系，迅疾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延伸到这个星球上每一处 陆地和海洋的单一的国际体系。这一特别迅速的过程150多年以前就基本完成，由此诞 生了一个完全的全球性国际体系。但历史并没有停止。人们在争论威斯特伐利亚式国家 是否正在让位于后现代国家，军事-政治关系的首要地位是否正在被政治-经济关系所 取代。这些争论为现时代是否正在趋于结束问题的讨论敞开了大门。
    《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是围绕这样三个假设展开论证的，即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 际体系的概念，没有一个能够描述和分析国际体系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出现和如 何演变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水平由于不能从世界史视角考察国家体系，已经停滞不 前了；国际体系构成了发展世界史、同时也帮助社会科学家提高宏观社会现实分析的最 有效的单位。而如果这些假设成立，那么世界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几乎没有建 立什么联系的现状就令人惊奇了。他们主要是为当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状担忧。按 照他们的观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两个主要方面已经无货可居。首先，国际关系理论 界没有主动寻求与多年来跨学科发展的诸多理论领域整合的道路；第二，国际关系理论 家的注意力或者过多地限制在当代国际体系上，或者过多地限制在由欧洲国家构成的较 早体系上。因此，国际关系学界难以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从这 种意义上讲，《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多元论的阐释方式，不仅在 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而且也为这两个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 交融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可以想见，布赞和利特尔不会用历史学家的笔法阐释他们的观点，这使习惯于历史学 家笔法的读者在阅读《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时会有些困难或不习惯，甚至会产生一种 整体的历史叙事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的感觉。但仔细钻研进去，一个完整、立体的国际体 系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就会清晰地展现出来。作者坦言，他们刻意采用方法上的多元论， 而不是一元论，因为象国际体系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现象难以被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所理 解。作者专用一章的篇幅讨论本书的工具库，其中有分析层次（levels of analysis）， 包括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s）、国际次体系（international subsystems）、 单位（units）、次单位（subunits）和个体（individuals）；分析部门（sectors of analysis），包括军事部门（the military sector）、政治部门（the political sector） 、经济部门（the economic sector）、社会或社会-文化部门（the social or socio-cultural sector）和环境部门（the environmental sector）；和解释源（sourcesof explanation），包括过程（process）、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bility）和结构（ structure）。通过这个理论工具库的运用，作者搭建起一个严谨、宏大的分析框架，并 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一步步阐释出来。作者不仅在全书基本观点的阐释中表现出一 种把握全局、高瞻远瞩的大家风范，而且在每一章、每一节的具体分析和阐释中都有真 知灼见和精彩之处闪现出来，令读者拍案，如作者对当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 代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偏好和国家中心主义等弊端的归纳和 批判；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梳理和对主流世界历史理论与方法的分析；对沃 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传统的融合与吸纳；对人们习以 为常的国际关系中“极”的概念的重要性的否定；对后现代国际体系的展望；以及对国 际关系学和世界历史两个学科前景的推测和对未来国际关系学议程的提出；等等。
    但是，笔者认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所阐释的思想，对国 际关系学和世界历史乃至其他社会科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笔者认为至少有这样三点：
    首先，布赞教授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尽管在国际关系学 科内部也有范式之争，并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派（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和一系列比较 成型的观点，但它们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在国际关系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浓缩了国际关系的基本 特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合作愈益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 方式，冲突特别是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随着非国家行为体数量上的增多和功能上 的增强，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解读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然而，冷战 结束以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还是没有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束身 衣”的束缚。因此，布赞和利特尔的框架对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具有根 本性质。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观点不太容易被国际关系理论界所接受。但是，如果不 作出相应的修正，布赞和利特尔所揭示的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就会永远在那 里摆着，明示着它们的“虚幻”。
    第二，布赞教授的研究框架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成熟和成型具有重大意义。一般认为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国际关系学产生于20世纪一战结束之后的英国和美国，成型于二战 后的美国，同时也在其他国家逐步发展起来。但是，这一学科的身份一直没有明确起来 。在许多大学里，它一直被视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也把它作为政 治学的一个分支来解释。但它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政治学的范围。政治学很早 就采用了体系方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承认政治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按照 布赞的观点，一国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一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是 能够对国际体系的互动、结构过程产生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是 全人类的问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范畴所能包含得了的。同政治学、经济学、法 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成型的时间晚，交叉的学科多，而且 还具有明显的美国化的特点。这或许是国际关系学身份一直未能明确下来的原因之一。 如果布赞和利特尔的观点成立，国际关系学的身份就应该发生变化，并且恰恰能与世界 史形成直接的对接。
    第三，布赞和利特尔不仅为世界历史研究拓展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且还在治学态度和 风格上对世界史学界提出了挑战，甚至树立了一个典范。就整体和宏观的世界历史研究 而言，目前在史学界依然占主导地位的有两种方式：一种以文明的观念作为分析的核心 单位，这种方式与施宾格勒、汤因比和威廉·麦克尼尔等人的名字和大作联系在一起； 另一种主要方式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联系在一起，集中于世界体系，扎根于历史社会 学。布赞和利特尔的“国际体系”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的诠释方式。同另外两 种方式相比，它既强调了生活在文明界限之外的游牧民族的重要世界历史意义，同时又 把世界体系学派所忽略的军事-政治领域（sector，我们在书中翻译为“部门”）和没有 覆盖的“黑洞”纳入历史的诠释，并把它们用互动能力的考察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 讲，布赞和利特尔的国际体系论是对文明史观和世界体系论的弥补和超越。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布赞和利特尔虽然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提出了挑战，但他们的挑战并 不是一种割断，而是在充分吸收这一成长中的新兴学科优秀成份基础上的创新。尽管他 们并不赞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学术观点，但他们的学术探索与沃勒斯坦“开放社会 科学”的主张却不谋而合。沃勒斯坦所指出的“仍然盘踞在许多学者意识深处”的围绕 着社会科学分类的两个矛盾，即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和存在于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学科 与探寻普遍规律的学科之间的矛盾，在布赞教授的作品中已经不复存在了。
    布赞教授和利特尔教授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和把握却不逊 于西方学术界的一流历史学家。特别是通过世界历史考察而对国际体系概念的重构，他 们不仅为国际关系学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束缚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同时也为世 界历史学科填充了一条新的主线。因此这本书不仅对当今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 战，而且也对史学界的已有世界历史研究框架提出了挑战。对于正在更新换代的中国的 历史研究，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本书的视野、方法、框架、论据和观点，会对 从事不同专业方向的中国历史学者形成刺激和启发。当然，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世界历 史诠释体系，人们也会对它的合理性，特别是对这个宏观论证体系的某些微观论据产生 怀疑，进而深入探讨下去。显然，这本书刚刚问世几年，它能否成为“经典”，还需经 历时间的考验。它以国际体系为主线的宏观历史诠释能否站得住脚，将是这本书能否经 得起考验的关键。无疑，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应该比国际关系理论家更有发言权。尽管两 位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表示“最希望的是本书将刺激和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发展起自 己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化的方式，并将其置于全球辩论的平台之上”，但我们相信，布赞 教授和利特尔教授肯定也欢迎中国历史学家对他们这本书的质疑和批判，并将其置于国 际学术界的平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