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多年来困惑着部分考古工作者的一个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开宗明义写道：“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似乎已经明确了，其实不然。我们也常常听到不同意这个界说的意见，或不满足于它的意见。
    最近读了《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颇受启发。李济是人类学家、用中、英文写过不少文章探讨中国人类学问题，《选集》中就收入了五篇。后来他转入了考古学。1926年，他主持了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从1928年起，十五次的殷墟考古发掘由他领队或视察发掘就达八次。因此，他以人类学的研究经验和科学考古的经验深深感到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他在《〈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中说：“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学之一科”；“田野考古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采用，这本是一种分不开的事情。”他批评一些国家“却把这门学问强分为两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关。”
    李济的这篇文章写于1936年。那时，功能一结构理论和文化生态学已经提了出来。以李济的科学敏感不会不注意到考古学领域这一新的动向；但是，他仍写出了上引的那几段文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而且，他在上文中还说：“这几年中国史学家之注意考古的发现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这就是说，他对中国史学家“采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历史由衷的高兴，认为是好的开端。哪些史家“注意考古的发展”呢？他没有说。据我们所知，当时似乎只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史纲》，稍后，又有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及翦伯赞、范文澜的著作。
    李济1949年离开大陆，在台执教和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他没有停止考古学研究。其间，西方考古学的方法论和内涵有了新的拓展，新考古学也提了出来。有意思的是，关于考古学与史学的关系，李济仍坚持1936年的观点。他不满意台湾史学的研究，于1954年和1962年分别撰文《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和《再论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大声疾呼：重建中国上古史必须采用考古资料。
    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李济持这样的观点，而且非常执着，数十年不变。这当然有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但是，仅仅是传统金石学的影响显然解释不通。因为他从事考古的一套方法论完全是从西方来的；而且，直到他走完研究的道路，也不曾与西方的研究隔绝。
    我以为考古学与历史学密切结合，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史，首先攻破古文字关（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古文字学属于“特殊考古学”）。他不是为研究古文字而研究古文字。他受到王国维从甲骨文寻得殷王世系的启发，要从甲骨文和金文中探索文献记载阙如和语焉不详的商周历史。侯外庐说，郭老凭着这志气和精神，三个月便攻克了古文字关，就是资产阶级的学者也不能不佩服！
    历史时期的考古，不仅起到补充“实物史料”的作用；有的考古发现，还会改写历史，例如三星堆商器、裘卫四器、马王堆古佚书、云梦秦简、孙膑兵法的发现便是。史前考古当然要复原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但若进一步问：复原出来又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说明历史？从而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么？
    考古与历史的关系，李济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达到的上述认识是极可宝贵的。它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不能为考古而考古，考古绝非目的。考古工作者的光荣职责是：如何为历史研究提供科学的、系统的实物资料。我以为我们应该甘于和乐于做提供“实物资料”的工作。这好比科技领域中的基础理论，基础理论薄弱，尖端科学上得去么？中国原始社会史和古代史获取得某些突破性的丰硕成果，不能不说是考古学发展的结果。
    当然，我们与李济的共识止于前半，跟着来的问题是：史学如何“采用”考古资料，即用什么立场、观点、方法“采用”并研究考古资料，我们跟李济先生怕就不尽一致了。这里且不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