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留下的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对待传统史学、对待外国史学成果以及对待史学与社会关系等重大问题上，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树立良好的学风，营建良好的学术环境，是当前乃至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任务，是繁荣史学以至整个学术的重要保证。
    吸收与借鉴
    主持人：我们已经从纵向上考察了20世纪中国史学同传统史学关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从横向上作一番考察，看看20世纪中国史学吸收与借鉴了外国史学哪些积极成果、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尤其是外国史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对我们全面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是十分必要的。
    于沛：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呼吁开展“史界革命”，其理论武器即是进化论。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反映。“五四”运动前后，大批留学生归国，特别是赴欧美留学生归国，将欧美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史学界，使中国学者受到不小的震动，一些学者提出革新中国史学的问题。朱希祖认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蒋梦麟则具体提出通过“改变历史方针”、“扩张历史范围”、“革新教授之法”，“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改变中国史学当时的落后状态。20世纪20至30年代，大批欧美史学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一些名著还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科书。不少中国史学家也撰写了一些史学理论著作，从不同角度汲取了西方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当时在中国史学界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新史学派”和德国“兰克学派”。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并引起积极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这就是“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纵观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即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发展、壮大，传统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由显而微。“文革”结束后，我国史学界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和回响，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从未脱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同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应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马克垚：一般认为，20世纪初我国史学开始演变成为近代史学，也开始注意到要研究外国的历史，但对于当时西方史学已开始的引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概括、揭示规律则注意不够。中国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政治史。后来，发生了社会史大讨论，提出要对中国历史作大范围的概括，要和外国历史作比较。它促进了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重视，也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在这方面研究不足，只能借用西方的概念，如封建社会农奴劳动为主、地租发展的三个阶段等，使讨论未能深入。而且这一讨论对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派也没有多少影响。解放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界主导地位的确立，世界史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史学家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研究规律问题，而不是细小事件，中国史的研究情况为之一变，社会分期问题、土地制度、社会阶级、农民战争等成为研究的热点，改变了过去单纯政治史的局面。不过当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还刚刚起步，外国史的介绍不够深入，未能和中国历史进行很好的比较研究。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有其在各个国家成长的不同土壤，带有自己深厚的文化特色，所以各国的史学都有其特殊性；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性与特性，所以应该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范畴、模式，使我们对世界各国的历史作共同的规律性总结，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历史学的世界性。所以，我们强调世界史的研究应该和中国史的研究紧密结合。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世界史所应用的概念、模式、方法，大都出自欧美，而欧美与亚、非、拉美等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各国的独特性，忽视一致性。我想，我们的史学家应力求博通中外，吸收外国史学的长处，并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为建立真正的世界史体系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