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教训
    主持人：“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这是我们在世纪之交进行学术总结的目的。20世纪中国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也遇到了许多复杂的问题。请诸位就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从更深的层面即思想遗产的层面，谈谈有哪些经验教训是应当记取的。
    戴逸：在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上，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存在着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曾在很长的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史代替了全部的中国历史。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农民战争，而且每个朝代都以农民战争打头。历史人物评价也打上了“左”的烙印，不但帝王将相被打倒，而且杜甫、苏轼这些著名的诗人也被打倒，后来甚至农民起义领袖也都被打倒。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了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作出回答。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马克思主义只能以自己的理论威力争取群众，而不能靠行政命令，不能靠大批判和压服的方法。这是一个教训。所以，面对新形势与新需要，更加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仍是史学工作者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任务。
    苏双碧：我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并不是一回事。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必要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三者是统一的。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三者中特别强调立场，以致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写文章多引几段经典著作，以及多贬斥帝王将相、多赞扬劳动人民，就是站对了立场。这种认识上的偏差，造成史学研究中思想的混乱，并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史学方法论的争论。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争论，深入下去会有助于解决当时史学界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但这种讨论发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结果被扼杀了。随后，历史研究也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轨道。至“文革”前，历史研究实际上已变成了史学批判，与历史研究有关的《清宫秘史》、《武训传》、《海瑞罢官》相继遭到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篡改，史学已失去生机。“文革”中，历史科学惨遭破坏。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
    戴逸：20世纪初，第一代史家叛离传统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五四时期，吴虞、钱玄同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扔到垃圾堆里去，反对传统的态度非常激烈。当时不叛离传统，不坚决地与传统思想划清界限，新文化就建立不起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五四反传统，指责它应该如何如何。它当然有片面性，但又有合理性，因为传统把人束缚得太厉害了，不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社会就不会进步。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学术，都必须从它以往的成果中吸取营养，脱离不开它的根基，无论对传统的超越还是回归，都是一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一种表现形式。每一次离异--回归，都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表现出历史学的不断进步。这一点，也是今后史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于沛：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及中外史学的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进化史观，就没有梁启超的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欧美史学迅速发展，各种新的理论、方法论层出不穷，历史研究的理论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不断出现，这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为了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必须重视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有分析、有深度、较系统的科学研究，而不是长期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或人云亦云的评述上。对外国史学理论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的认识和分析，才能区分其精华和糟粕，从而吸取其有益的内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目的不是要贬低中国传统史学，更不是要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恰恰相反，这种研究应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深厚的土壤之中。我们应当在抵制、批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浮躁、炒作、急功近利、标新立异等不良风气的同时，不断提高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同当代中国史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自觉性，为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肖黎：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问题上，都有深刻的教训。50年代以来，在很长的时间里，既漠视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又盲目排斥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在全盘接受苏联史学模式时，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在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教条主义的僵化模式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一并接受过来；再加上“左”的思想的干扰，使本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异常狭窄，课题单调老化，研究手段简单化，大大阻碍了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步伐。“文革”时期，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都被打上“封资修”的标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才迎来了春天。在这个时期里，无论是对外国史学还是传统史学，中国的史学界都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既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也不是盲目地排斥、否定；对传统史学既不是全面继承，搞新的“国粹”，也不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概否定。因此，中国历史学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方面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脚踏实地地做好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出版工作，开展对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的研究和继承；另一方面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广泛地介绍、引进外国各种史学流派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
    马克垚：历史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科学。任何历史学家，无论自觉与否，他的研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现实相联系。但在实际中，这一问题有时被庸俗化了。历史学往往被降低为当前方针、政策的注释者，需要什么就从历史上论证什么。这是不足取的。我们倡导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但要以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历史与现实不能等同，不能要求历史学家的史学研究、历史学家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完全与现实相一致。更不能只要一发生某种不一致，就判定历史学家的研究是错误的。在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史学就有了更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基础。
    瞿林东：史学家应当关心社会，并以经世致用作为史学的宗旨。这在中国古代的、近代的史学发展上，本是很明确的一个问题，史学家们对此都有鲜明的认识。可以认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有“为史学而史学”的种种思潮存在，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本质的联系。当然，其间也走过弯路，留下了严重的教训；但史学之关注社会，在总的方向上是不错的，是应当肯定和坚持下去的。可是事物毕竟是复杂的。“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在批判“影射史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一种思潮，即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历史；它不应当去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而应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等等。当然，历史不等于现实，而史学也绝非是现实的注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也好，“距离”也好，似也不无道理。但是，史学的任务，是要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说明过去，审视现实，观察未来。“彰往而察来”的古训，很深刻地概括了史学的功能，即使在今天，仍没有过时。这是中国史学反映其本质特征的一个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揭示出过去、现实、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这个传统的新发展。因此，史学关注社会，是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却无法改变史学的这一本质。我以为，未来的史学发展，当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史学关注社会，反映了史学的本质，是完全合理的。不过这种关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史学必须确保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到损害。史学的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即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史学一旦失去这种品格，那么史学将不成为其史学；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的“关注”，也必将是社会的灾难。史学的健康发展，以至于兴旺发达，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史学关注社会及其作用的发挥应有一个“度”的界限，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个“度”，归根结底，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是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而不是以历史与现实相比附，更不是以篡改历史来影射现实。这是关系到史学独立品格及其神圣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