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往的研究综述大多是按国别分类进行的。但是，作为中外关系史整体研究的概述，如果也采用这一办法，一是担心多达四五条双边关系线索并行，不易使人看清中外关系发展的总的进程，二是若干重大事件涉及多国，若分国别叙述，就可能出现或叙述不完整或重复叙述的现象。因此，本文试图大体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展开综述，以便读者对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有一印象。（注：近代中外关系内容十分宽泛，如果把近代史上中外之间的历次战争都包括在内，几乎可以说，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等于半部近代史。鉴于近代史研究的各专题都有综述面世，为避免重复，本综述将对考察范围作如下限制：有关对外战争的进程参见晚清及民国政治史研究综述和近代军事史研究综述，本文只涉及其中的外交方面；有关太平天国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参见太平天国史研究综述；有关中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参见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有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参见近代文化史研究综述，本文只考察其中的传教士问题和教案问题。）
    1、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外不平等关系的开端（注：这一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学者们澄清了若干基本史实，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如有关各次战役的兵力对比，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否是自发的等。虽然从广义上讲，这些问题也属中外关系史的考察范围，但篇幅所限，只能从略。）
    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历来存在着为保护对华鸦片贸易和为开展对华自由贸易两种观点，中外学者一般分持前后两种不同看法。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的双重动因说，并指出前者是一段时间内起重大作用的直接因素，后者则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因素，是基本动因。（注：刘存宽：《试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双重动因》，《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在论及清政府对待鸦片贸易及战和抉择的态度时，曾一直认为有严禁派和弛禁派、抵抗派和投降派之分。80年代中期始，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道光皇帝一直主张严禁鸦片，清政府内只有禁烟策略之别，而无弛禁派和严禁派之分，统治集团中并不存在一个鸦片利益集团。一些学者还指出，不少鸦片战争前期痛言主剿的“英雄”，后期都变成了高唱主和的头面人物。他们认为不应简单地把主张和谈视为投降，并以此来划分抵抗派和投降派。（注：郦永庆：《有关禁烟问题的几点新认识》，《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3章。）
    研究者通过考证指出，所谓“川鼻草约”，是英方单方面制定的条文，琦善并未在该草约上签字。（注：胡思庸、郑永福：《川鼻草约考略》，1983年2月2日《光明日报》。）对于《南京条约》及随后而来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学者们的共识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初步进入中国，开始把古老的中国纳入近代世界，并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及方向。
    2、 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注：近年来出版的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此作了很有意义的研究。）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发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确立的一批中外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不平等条约由此初步形成体系。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使日本得到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该条约还反映出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要求，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转向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列强近乎要瓜分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辛丑和约》则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标志着帝国主义在华半殖民地统治的确立。（注：张振鹍：《论不平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绪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列强所获得的特权中，竟有一些是清政府官员主动出让的。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政府对若干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出卖国家重大利权而不自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确立过程中皆有如此现象。（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7章； 郭卫东：《近代中国利权丧失的另一种因由--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过程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片面最惠国待遇在近代中国的确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些模糊概念，学者们也进行了科学的澄清。如关于不平等条约的数目，一直流传着1100多个的说法，并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1年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所采用。有学者指出，这是对《中外旧约章汇编》的错误理解。该书所收1182个文件并非都是条约，所收条约也并非都是不平等条约。因此，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的数目是不能成立的。（注：张振鹍：《论不平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日本侵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1874年，日本对台湾发动侵略，中日最后达成《北京专条》。以往的研究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丢失琉球”和赔款问题上。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日这场斗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台湾（特别是台湾东部地区）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以征伐“无主之地”的名义出兵，但最后不得不在专条中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英美等国外交代表也明确表态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中国在台湾的主权问题由此而得到澄清。（注：张振鹍：《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重斗争》，载中国史学会、台湾研究会编《台湾史研究论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以往认为，专条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有学者指出，条约中的“日本国属民”系确指在台湾遭劫的日本人，从专条中并不能得出承认日本在琉球主权的结论。但日方后来有意作了歪曲的解释。（注：陈在正：《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辨析》，载《台湾史研究论集》。）
    关于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时间，有人认为形成于明治初年，明治天皇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定下了对外扩张的基调。也有人认为， 大陆政策形成于山县有朋内阁时期， 其标志是1890年山县有朋的《施政方略》提出了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问题，这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理论。（注：万峰：《日本近代史》第7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米庆余：《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及其形成期的特征》，载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甲午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兴的日本打败了腐朽的老大帝国，一跃而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侵略国家。因此，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一直是19世纪的中日关系研究的最大热点。（注：改革开放后陆续出版的专著有：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和《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1984年版。）学者们对战争的起因、进程以及战败对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欧美列强的纵横捭阖都作了充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