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自80年代中期兴起以来，十几年间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不但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其专业研究队伍也日益壮大。对之进行归纳与总结，不但可增进学者对目前研究状况的了解，也有助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鉴于以往相关综述多对辛亥之前的近代社会史研究状况较为关注，对1911-1949年间的社会史研究则相对注意较少， 故而本文拟对1911 -1949年中国近代社会史各主要专题研究作一概述，以弥补这一不足。
    一、婚姻与家庭
    传统婚姻制度沿袭数千年，至民国初年时仍居主导地位。其弊端很多，梁景和将之归结为无自主性、买卖性、抑女性、承嗣性及繁缛性。（注：梁景和：《论中国传统婚姻陋俗的特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此外，早婚现象亦极为突出。 傅建成利用大量的民国县志，考证了华北农村极为普遍的早婚现象。他指出，在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四省的广大农村，早婚现象极为严重。而且，早婚现象在贫富家庭间和不同区域间都存在差异。一般地说，无论是订婚抑或结婚，相对富裕的家庭都早于相对贫困的家庭。而在二者内部，相对富裕的家庭偏重于男子早娶、女子晚嫁，贫困之家则突出于女子早嫁、男子晚娶。故此，夫妻年龄差距过大是这种早婚现象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而这不但使夫妻双方在心理、习惯、志趣等方面形成障碍，在生理上也会产生不协调的缺陷。（注：傅建成：《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早婚现象》，《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
    性比例失调与溺女之风亦影响农村婚姻甚巨。李金铮以定县为例，对二三十年代冀中农村的性比例失衡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指出，男女在家庭经济中的不同影响、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妇女地位低下及其较易死亡等，都直接导致了性比例偏高的现象。性比例的失衡对男女婚姻产生了不良影响，不但剥夺了部分男性的结婚权利，还造成了极为普遍的男子早婚或晚婚现象。（注：李金铮：《二三十年代冀中农村性比例失衡的实证分析》，《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忻平亦将性比例失衡归结为上海青楼业繁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忻平：《20-30年代上海青楼业兴盛的原因及特点》，《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徐永志则利用大量县志资料分析了近代极为盛行的溺女现象。他指出，人口过剩、社会生产力停滞、人们生活状况普遍恶化、重男轻女的思想以及厚嫁之风，都是造成溺女之风的主要原因。而溺女之风对社会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除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外，还助长了民间收养童养媳、早婚、买卖婚姻及其他婚姻陋习的流行，并增加了刑事诉讼案件，影响了近代家庭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注：徐永志：《近代溺女之风盛行探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剧变时期。传统婚姻制度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新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婚姻制度的变迁远非一日之功，而是自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等长期社会演变的结果。徐永志分析了清末政治变革对婚姻观变迁的推动作用。他在文中指出，维新派最早对封建婚姻予以抨击，他们不但热情介绍西方的婚姻礼俗，以开拓人们视野，并进而提出了婚姻改革的方案。而资产阶级走得更远，明确提出了“婚姻自由”的口号，并具体指出了实现婚姻自由的途径与方法。（注：徐永志：《清末政治社会变革对婚姻观变迁的推动》，《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 ）随后，徐永志又分析了清末民初婚姻变化的轨迹。首先，父母主婚权下移，一部分较开明的家长开始尊重儿女的选择，个人的意愿在婚姻中受到或多或少的重视；其次，新式婚礼开始出现，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带头树立新风，操办具有西方色彩的新式婚礼，而且这种新式婚礼在民初以后已影响到乡镇，并具有了一定地域和阶级范围的普遍性；再次，癖好华丽、追求享受的时尚，也在婚姻中有所反映，突出表现在结婚用具的变化上。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民在婚事上则变得更加艰难，突出表现就是民初早婚的盛行。清末民初婚姻的变化既是中西文化接触的结果，又是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传统婚姻的继续，从而显示出继承与发展、新与旧冲突而又由旧趋新的总体性特征。（注：徐永志：《清末民初婚姻变化初探》，《中州学刊》1988年第2期。 ）行龙亦分析了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现象。这种婚姻新潮首先表现在主婚权利、媒介形式、择偶标准与范围、离婚再嫁等方面的开放和自由上；其次表现为婚姻礼俗的删繁就简方面；再次，买卖婚姻风气盛行，亦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去土求洋”倾向、地域的不平衡性与时代的局限性等，都是清末民初婚姻变化的显著特点。另外，这种变化也经历了一个由城市渗透到乡村、由沿海波及到内地的过程。（注：行龙：《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民国时期的婚姻形式虽出现变化，但旧的传统婚姻形式仍在广大农村居于主流。在地处偏隅的根据地，仍存在不少的婚姻陋俗。对此，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在发展生产、坚持抗战的同时，对传统婚姻陋俗进行了改造。李晓晨分析指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各抗日民主政权，采取说服教育的渐进方式，以转变人们的婚姻观念，并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婚姻秩序，逐渐打碎封建婚姻枷锁。经过婚俗改革，追求婚姻自由、主张新事新办的新风尚在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蔚然成风。（注：李晓晨：《试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婚姻风俗改革》，《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傅建成则指出，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主要通过颁布、制定婚姻法规以达其改造旧婚姻制度之功效。在法规中，除强调保障婚姻自由、反对早婚、禁止买卖婚姻、保护妇女权益之外，还体现出了保护抗日军人权益的原则，以便安定军心，提高抗日军人对敌斗争的积极性。这些规定从法律上否定并冲击了旧的制度，为建立新型的婚姻制度奠定了基础。（注：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谭双泉、 李招忠则对根据地的婚姻立法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根据地婚姻立法对旧式婚姻采取多改造、少破裂的原则，对结婚自主权的保护着眼于男女双方，而对离婚自主权的保护则侧重于妇女的婚姻权利。通过规定，根据地婚姻立法对中国妇女的婚姻自主权、人格权、财产权等都给予了法律保障。（注：谭双泉、李招忠：《根据地婚姻立法与人权保障》，《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3期。）
    家庭制度在民国时期亦发生变化。陈蕴茜着重分析了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由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开化，城市家庭制度也随之开始了自身的革命。首先，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在这种小型的家庭中，夫妇与子女成为家庭的中心，人格对等的夫妻关系逐渐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子女们也开始自由择业、自主婚姻；其次，家庭功能开始变化。家庭所具有的综合社会功能逐渐瓦解，其经济功能也发生变化，家庭生产消费已向社会生产消费转化。同时，家庭单纯的生育功能亦开始降位，人们转向生育之后的教养，重男轻女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此外，传统家庭的娱乐与宗教功能亦逐渐衰落。（注：陈蕴茜：《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邓伟志在研究了自太平天国至民国时期的家庭变革之后，得出的结论也与此基本一致：中国近代家庭变革的走向，简单说来，就是家庭功能在一天天地由多到少，家庭规模在一天天地由大到小，家庭结构在一天天地由多到少，家庭规模在一天天地由大到小，家庭结构在一天天地由紧到松，家庭观念在一天天地由浓到淡，家庭理论在一天天地由浅入深，由旧变新，月异日新。另外，其变速呈波浪式发展，有急有缓，时急时缓。（注：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陈亚平对近代华北农村家庭制度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了与上不同的结论：近代华北农村既然没有脱离传统的农业社会，则大家庭制度作为一种理想的家庭制度不会有实质上的改变。（注：陈亚平：《近代华北农村家庭制度探微》，《学术论丛》1998年第5期。）
    乔志强与董江爱探究了近代华北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利弊。他们指出，近代农民的家庭赡养观以孝为核心。这种以孝为核心的农村家庭养老制度有其积极的一面：不但使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可安度晚年，又可使近代社会减轻负担，而且，年轻一代在赡养老人的同时，也获得了对家庭财产和其他权利的继承。这不仅对家庭延续发展有关键作用，对社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它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老人权势过重，年轻一代才能无法发挥，不但使得生育成为第一需要，大家庭的弊病也随之而来。（注：乔志强、董江爱：《近代华北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利与弊》，《学术论丛》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