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习俗与风尚
    社会习俗与风尚是特定的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气质性格、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的综合反映。当社会处于巨大变革的时期，其社会习俗与风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胡绳武、程为坤分析了民初社会剧变时期的风尚变迁。民国初年，一股改革不适应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风尚的潮流蔚然兴起。剪辫易服、迫令放足、破除神权、反对迷信、改革旧的婚丧礼俗等，都是民初社会风尚演变的主要内容。这些新的风尚表现出追新慕异、去土存洋的特点，包含着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哲理取代儒家伦理纲常等进步的内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除陈规陋习、为社会前进开辟道路的美好愿望。（注：胡绳武、程为坤：《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社会风俗在转化过程中，通常表现出新旧并存现象，并且常会遭到迟滞保守历史惰性的阻挠。焦静宜即分析了民初华北农村社会习俗变化中的逆向势力。他指出，守旧观念是破旧立新的思想障碍，习惯势力是移风易俗的社会阻力，落后的生产力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使迷信活动历久不衰，而新生的腐化现象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催化剂。（注：焦静宜：《浅析民初华北农村社会习俗变化中的逆向势力》，《南开学报》1996年第1期。）
    社会风尚主要通过衣、食、住、行、娱乐等方式表现出来。罗玲具体分析了南京社会风尚的概貌。作为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的社会风尚反映出中西合璧的特性：服饰等级制度被废除，表现出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征；吃西餐成为时髦，中国其他地方菜系也在南京得到了很大发展；建洋楼、住洋房成为一种风尚；传统的以人力和畜力为驱动力的交通工具仍然存在，西式马车、黄包车和自行车也颇为流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小汽车、摩托车、公共汽车等也相继出现；茶馆酒楼散落在青楼之中，电影院、弹子房、舞厅等西式娱乐场所也相继出现。从总体来看，南京的社会风尚以崇尚文明为主，但它始终受到政府行为的制约。（注：罗玲：《民国时期南京的社会风尚》，《民国档案》1997 年第3期。）
    李少兵分析了民国习俗西化的问题。他指出，中俗西化现象在民国时期极为普遍，其特点有四：打乱了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价值评定秩序，重商思潮深入民心；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具有“度”和“量”的限制，中俗西俗彼此交流，共存共容；西式风俗在城市显于农村，在沿海显于内地。（注：李少兵：《民国风俗西化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
    社会习俗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反映，王守恩从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变化中透视出早期现代化对人们心态层面的影响。他指出，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移易，使社会风尚发生以下几方面的转折：由守旧到趋新，从安土重迁到离土离乡，从贱商到重商，大家庭崇尚的衰微。社会风尚在转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删繁就简、弃旧从新、封建性减弱、民主化倾向增强等特点。这种变迁实质上是社会风俗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演变，即社会风俗现代化的开端，对整个心态层面的现代化发挥着积极作用，但这又仅仅是开端与起步而已。（注：王守恩：《从清末民初社会习俗的移易看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人们心态层面的影响》，《学术论丛》1998年第1期。）
    近代中国风俗的变迁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李占才专就铁路在近代中国民俗嬗变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铁路的引入，引起了民俗心理的更新。人们产生了纳新意识，增强了时间观念，加快了生活节奏，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父母在，不远行”的传统心理。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的改变与铁路也有很大关系，距铁路线愈近，其变化也就愈早愈快。（注：李占才：《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黄兴涛、刘辉对五四时期的废娼运动进行了分析。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纷纷倡议废除娼妓，并提出种种方案和具体办法。此次废娼运动前后历时五年，形成以上海、广州、天津为中心的三个高潮。但综合观之，五四时期的废娼运动主要停留在舆论阶段，付诸实践者极少且无甚结果。（注：黄兴涛、刘辉：《五四时期的废娼运动初探》，《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 ）严昌洪研究了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中国传统丧葬礼俗崇尚厚葬，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性与迷信色彩。民国年间，历届政府和民间团体对丧葬礼俗的改革作了一定的努力。其突出之点便是在国丧中吸收了西方丧礼中臂缠黑纱和下半旗的致哀方式，开追悼会亦为其中最有意义的一项改革措施。传统丧葬礼俗中的严重弊端，也通过取缔停柩、设立公墓、反对厚葬久丧、提倡薄葬短丧等措施予以禁革。官方和民间的这些禁革虽未能完全奏效，但其中一些办法、规则、公约等，在各地丧葬礼俗中却部分地得以实施并固定下来，沿袭至今。（注：严昌洪：《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杨兴梅则利用大量档案资料， 对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作了综合评述。她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实施近代以来的禁止妇女缠足政策，经过10年的大力提倡，不缠足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仅从执行较好的云南、山西两省来看，妇女缠足者仍居相当比例。究其原因，各级政府向百姓宣传的广度、深度，特别是针对性不够，而且各级人员执行禁罚的方式也常常违反了民间的社会风习。（注：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女子服饰的变革亦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吕美颐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女子服饰式样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初，出现崇尚男装、青睐西式服装的趋向。民国初年，因其处新旧交替时代，服装样式也呈现出多样性特点。旗袍在二三十年代尤为流行。从总体上看，女子服饰的变迁与社会近代化的潮流相适应，追求适体与方便成为女子服饰发展变化的总趋向。（注：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金炳亮亦分析了民国时期女子服饰的改革问题。 他指出，民国初期，政府所实施的服饰改革仅限于男性，引起了女权领袖的不满。她们也提出了更新女子服饰、简化女子装饰的问题。但一般妇女对此并未作出积极响应，她们所热衷的是服饰的随意性、多样性和奇异性。从总体来看，民初女子服饰的变革既具开创性，又有很大的盲目性。（注：金炳亮：《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