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灾荒与救灾
    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刘仰东称之为“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视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了《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一文，将1917-1939年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一一公之于众。（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极其严重， 吴德华将其特点归结有四：灾荒连年；多灾并发；灾域广泛；东南以水灾为主，西北以旱灾为主。至于其后果，吴德华亦归纳为四点：灾民遍地；农业受损；城市遭劫；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反抗斗争迭起。究其原因，除地理、气候条件之外，剥削严重、战争破坏、水利失修以及生态植被的破坏等，也导致了灾荒的严重局面。（注：吴德华：《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李文海等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记述了191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和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甘肃大地震等灾害，精密分析了人口激增对灾荒的重大影响，再现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灾荒画卷。在分析1928-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时，李文海等指出，此次灾荒不但使西北成为“活地狱”，亦使华北大平原变成了废墟，而游民与匪患则成了与灾荒共时的社会现象。（注：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31年江淮水灾异常严重，王方中称其为“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自然灾害”，李文海等也称之为“百年罕见”。究其原因，二者都认为，雨量集中、生态破坏、水利失修、政治腐败等酿成了这次水灾。李文海一书主要记述了此次灾害的规模、流程及灾难景象，而王方中则着重分析了水灾对30年代经济的深远影响；不但恶化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并加重了30年代的经济危机。（注：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张水良在阐释1927-1937年国统区三次大灾荒时，除介绍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与1934年全国大水灾之外，对1931年江淮水灾也着墨最多。他指出，三次灾荒对社会经济冲击惨重，不但加速了本已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的崩溃，更招致了都市城镇工商等业的进一步衰落。（注：张水良：《二战时期国统区的三次大灾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魏宏运以大量的报刊资料研究了1939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程度及其救济情况。在分析灾荒对经济的冲击时，魏宏运指出，“这种周而复始、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或停滞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注：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江沛在研究三四十年代灾荒的时候，除分析其经济后果外，还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灾荒与农村社会文化的关系。他指出，由于灾害的无情与人们的孤立无助，故而在灾荒中他们有时便会显露出其动物性野蛮、残暴、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的一面。同时，多灾的环境也造就了人们刻薄吝啬、冷漠无情、视钱如命、缺乏人性、道德颓丧的饥荒心理，而迷信风行就更与灾荒关系密切。（注：江沛：《三四十年代的灾荒与华北农村社会》，《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2期。）
    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灾况亦极为严重。夏明方以一个个鲜活的实例， 记述了大饥荒中食子鬻女的凄惨景象。 （注：夏明方：《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纵横》1998年第5期。 ）李文海上引书则以更加翔实的资料，记述了此次灾荒，并详细对比了国统区、敌占区、解放区三种不同政治势力对灾荒所采取的态度与措施，以铁的事实表明：惟有中共所采用的群众性生产自救的办法才是缓解灾况的正确途径。此次灾荒中，河南受灾最为严重，孙子文对国民党政府救济豫灾活动作了分阶段的介绍：先是调查灾情，拟定救灾计划与方法；接着全面展开救灾工作；随后，加强地方自救工作；最后，招抚灾民自耕，安排种子农具事宜。其措施在救灾初期曾起了一定作用，但终因战火、腐败等原因而难收实效。（注：孙子文：《1942-1943年国民政府救济豫灾述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
    在救济灾荒的办法中，工赈以其既可缓灾民粮食之急又可为地方谋长久之福利的性能而见长。刘五书粗略记述了民国历届政府所实施的以工代赈措施，其办法主要包括疏浚河道、铺设公路、开挖水渠、植树造林、开发实业等。至于其作用，刘五书指出，它既有灾区重建性质，有助于减少灾民的依靠性与改善灾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同时也能增加贫困者的就业与收入。但是，在具体实施中，以工代赈办法往往又因灾民缺乏热情及工程的暂时性而使实施者难达目的。（注：刘五书：《论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救荒》，《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