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流民与难民
    流民、难民与移民虽不是同一概念，但相互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在社会动荡、灾难重重的民国时期，由三者所组成的巨大流离群体， 已构成了当时一大社会问题。 王印焕从小处入手，细致分析了1927-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的形成原因。她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严重的人口压力与阶级分化的结合，以及频仍的自然灾害、战乱及匪患等，共同导致了河北流民问题的严重局面。（注：王印焕：《1927-1937 年河北流民问题成因探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池子华在分析流民现象过程中， 着重强调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在流民现象形成中的影响。他指出，自然经济解体所产生的推力与中国近代工业化所产生的吸附力相结合，加速了流民现象的发生。宗族制度的分裂，也孕育了部分流民。此外，当行乞江湖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它对流民现象的产生无疑更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注：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流民问题的产生原因之后，王印焕系统考察了河北农民离村后的地域流向与职业流向，并指出了它所产生的双重社会影响：一方面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又具有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大片土地荒芜以及助长社会动荡因素的负面影响。（注：王印焕：《1928-1937年河北农民离村后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池子华亦对流民的流向、影响及其治理，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新颖的思维方式给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由于特殊的原因，抗战时期的难民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群体，孙艳魁对此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他指出，抗战时期的难民，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所构成的一个松散、复杂、流动性很强的群体，其产生、存在与消亡与这一战争相始终。他们一改传统的流徙方向，纷纷涌向我国的西部，这固然与日本侵略的由北向南、从东向西的推动有关，也深受政府西迁的影响。（注：孙艳魁：《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在另一篇文章中， 孙艳魁对抗战时期的难民垦荒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在抗战时期，后方大量可垦荒地的存在与大量农业人口的闲置，使组织难民垦荒不但必要，而且可行。故此，无论是国民政府抑或边区政府都实施过这一政策。通过这一活动，不但救济了数以十万计的难民，而且增加了社会财富，加强了中国抗战的物质力量。（注：孙艳魁：《抗日战争时期难民垦荒问题述略》，《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为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系统， 孙艳魁写成了《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一书，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状况、特征予以分析，并详述了政府各界对难民群体的救济政策及其善后工作。（注：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移民东北也是民国时期一大社会现象。李德滨、石方对近代以来黑龙江的移民概况进行了研究。他们不但对民国时期黑省的移民分阶段作了地理分布、迁徙状况的分析，还对日伪统治时期的国内移民与日本移民作了概述。（注：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利军对“闯关东”的移民潮予以简要分析。他指出，到东北的移民，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他们到东北的原因，固然有政府移民实边政策及东北自然经济吸引力的影响，而更大的驱动力则是华北自然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与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注：张利军：《“闯关东”移民潮简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赵风彩亦分析了20世纪初叶的东北移民。她指出，本世纪初，为了瓜分中国，日俄两国都大批向我国东北移民。对此，中国政府一筹莫展。而关内自发的移民队伍，则在事实上起到了巩固边防的作用。此外，他们在促进东北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我国的人口分布更趋合理。（注：赵凤彩：《二十世纪初叶东北移民研究》，《人口学刊》1988年第1期。）
    东北移民队伍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达于高潮，对事变之后的移民情况，朱玉湘、刘培平作了认真分析。由于日本侵略的原因，关内向东北的移民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有着很大的区别。事变前，关内向东北的移民有组织，有计划，数量大，范围广，居住性移民增多，农业移民呈上升的趋势；而事变之后，移民数量忽高忽低，流动性增强，居住性减少，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七·七”事变之后，移民东北活动又有了新的特点：日伪对关内劳动力的掠夺，更具组织性与计划性，大量使用战俘作劳工是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注：朱玉湘、刘培平：《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除关内人民向东北移民外，日本也向我国东北进行移民活动。高乐才分析了1905-1931年日本向中国东北的试点移民活动。日俄战争之后，为防俄国报复及巩固其在华势力，日本策划并实施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试点的侵略活动。尽管日本为此费尽心机，但由于日本经济匮乏、经营不善、自然社会条件的差异以及中国人民和东北当局的抵制与反对等原因，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农业“试点”移民活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注：高乐才：《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 ）季淑芬则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狂潮。她指出，在“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前的十几年间，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活动，具有缓解日本国内社会阶级矛盾的紧迫性、移民的军备性、移民输出的强制性和移民宣传的欺骗性等特点。（注：季淑芬：《试论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相对于东北移民来说，西北移民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但它在近代移民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张嘉选对三四十年代“开发西北”声浪中的“开发青海”口号进行了评述。他指出，“九·一八”事变所导致的民族危机与东北资源的丧失，使国人纷纷将目光转向西北，“开发西北”一时间成为时髦的话题。“开发青海”、“以青海为中心”等议题亦由此而发。在作者看来，“开发西北以青海为中心”的议题，从交通、人力、物力等方面来看条件都不具备，因而此建议实不可行。尽管如此，当时的学术界和舆论界还是就如何开发青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屯垦青海，发展农业、畜牧、交通，农、牧、林并重等多种建议。虽未付诸实施，却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注：张嘉选：《三、四十年代“开发青海”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与之相对的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却因抗战时期移民的涌入而得以发展。孙业礼指出，因战争影响，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迁入陕甘宁边区。这批移民在促进边区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对边区工商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注：孙业礼：《论抗战时期移民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随着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的迫害， 大批犹太难民移居中国也成为30年代所特有的现象。周建国分析了30年代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原因。一方面，西欧国家对犹太难民采取拒之门外政策，美国亦实施限制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有着许多相互通融之处，故此自古代始便有犹太人来到中国。再者，上海在30年代也有着吸引犹太人的特殊性：首先，上海是当时中国乃至远东最欧化的城市，且有着一个繁荣的租界，为犹太人提供了合适的谋生条件和生活环境；其次，“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当局推行“亲犹”政策；再次，上海一度处于“大门洞开”的特殊开放状态，以致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进入的城市，为犹太人的入境提供了便利。（注：周建国：《论三十年代初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原因》，《史林》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