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
    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即是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江沛分析了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他指出，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碰撞时期，其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颇具规模的人口流动，日益弱化的宗族形态，家庭范式的趋于小型，农村阶层变动剧烈，秘密结社与土匪风行等，都是新时期所特有的变化。（注：江沛：《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张静如等则以两本书的篇幅分析了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变迁（注：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静如、卞杏英主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方面指出了民国社会日益进步的趋势，另一方面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两个政府统治走向崩溃的内在原因。继《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对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框架结构提出设想之后，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注：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又于不久前问世。该书范围广泛，构架新颖，从人口、婚姻、宗族、阶层等社会构成，到物质生活、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心理等社会运行，再到基层政权、地方自治等社会功能以及灾荒、匪患等社会问题，几乎无不涉猎。不但内容丰富，且不乏真知灼见。无论从体系上看，还是就内容而言，该书都不愧为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也许是篇幅太大、材料不易收集的缘故，有些章节所用二手材料过多，稍微影响了全书的质量。李正华分析了乡村集市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影响。他指出，乡村集市是社会性与经济性的统一，同时具有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功能。在其初始阶段，其经济功能受到很大局限，其社会功能大于经济功能。进入近代以后，其经济功能逐渐向着部分或完全取代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与古代集市相比，近代集市呈现出传承大于变异的特点，尽管随着时代的剧变，这种变异的速度和力度都远远大于此前任何时期。（注：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的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抗战时期的社会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发生了重大变化。范忠程分析了抗战与湖南社会演进的关系。他指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促进了湖南社会的改观和阶级关系的改善，增强了湖南人的政治整合力和民族凝聚力，从而成为湖南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注：范忠程：《抗日战争与湖南社会的演进》，《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潘洵、杨光彦则简要回顾了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他们指出，人口流动是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突出事项，其中，不但包括其他地区向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也包括西南地区向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动和西南地区内部的人口流动。社会意识在抗战时期也发生了变化。抗战以前，西南地区农民思想保守、民族意识缺乏、国家观念淡漠，而抗战则唤醒了西南农民的民族意识，绝大多数农民能够深明大义，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农业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也有了提高与变化。（注：潘洵、杨光彦：《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姜涛对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的稳定性给予了关注。他指出，自清代以至民国，乡村中的地主与农民已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上的差异，虽然组成各个阶级或阶层的个体成分不断变更，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及各阶级所占有土地的比重，却始终是十分稳定的。其原因很简单，在土地集中的同时还存在着反向的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土地分散。（注：姜涛：《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陈亚平也分析了近代华北农民的社会流动。他指出，近代近百年华北农村的社会分层模式，并不完全是一种封闭的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而是一种相对开放的阶级制度。他对农村社会流动趋势的看法与姜涛不同，认为其总体趋势是下向流动：对广大小农来说，他们面临的是无产化半无产化的命运，而地主阶级稍有不慎，也会沦落到乡村社会的下层。（注：陈亚平：《近代华北农民的社会流动》，《学术论丛》1996年第1期。 ）张庆军对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性别比例偏高；青壮年人口占较大比例；已婚率普遍低于乡村；四民之末的商业和工商业就业人数占据了绝对优势；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文盲人数也呈减少的趋势。（注：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唐润明分析了抗战时期重庆人口的变迁及其影响。他指出，由于外地人口的迁入，战前十年间重庆人口即增加了一倍有余。1937年抗战爆发后，重庆虽为陪都，由于一般难民并不明了战争的发展态势，未将重庆作为其主要避难场所，政府当局也为了防备日机轰炸而明令人们向四乡疏散，故而在抗战初期的1937-1940年，重庆人口虽时有增加，但下降的幅度更大。1941-1942年，因市区扩张及难民的陆续涌入，重庆人口缓慢增长。1943-1945年，受战争的直接影响，重庆人口猛增，重庆也因而成为战时大后方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城市。这些迅速增加的大批人口，在促进重庆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进步的同时，也给整个重庆社会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注：唐润明：《刍论抗战时期重庆人口变迁及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