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并非只要对某种规范认识产生怀疑就证明该规范认识必错，但有根据的怀疑毕竟是创新的第一步。认识史证明，对旧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的确立，常常是从原有的概念和研究规范暴露出其不适用性开始的。因错误的规范认识同正确的规范认识一样，其影响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使人们不想什么，从而带来思想的禁锢。下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要想继续有所创新，不去大胆地怀疑并超越某些传统的规范性认识，进一步解放研究者的思想，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须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和范围。首先是纵向的拓展，将辛亥革命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来考察。过去在辛亥革命研究中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将这场革命局限于短短几年间，向前延伸到了革命的酝酿、准备阶段，向后扩展到了民国最初十几年间的政潮，从而避免了太平天国研究中那种很快走到尽头的感觉，不断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现在，有人提出辛亥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方式的远因，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儒学的动向之中。也有人提出应深入研究“辛亥”与“五四”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思想史意义上的一脉相承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必将大大拓展我们的历史视野，增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纵深度。就辛亥革命的社会意义而言，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较长时段中，才能真正看清其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其次是横向的拓展。近2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从横向大大拓展了研究范围，但仍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有若干薄弱环节尚须突破。例如，较之对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的研究状况而言，对清政府方面和封建统治者的研究就显得不足；较之对沿海沿江地区、城市、工商业的研究状况而言，对内地、农村、手工业和农业的研究就显得不足；对著名人物和精英文化研究较多，对一些经历复杂、瑕瑜互现或是反面的人物研究不足。与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世界各国的政治革命或改革进行比较研究，也属于横向拓展的范围。近年来，已有学者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和菲律宾革命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新结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还应继续和加强，应该有更多的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来参与此项比较研究。
    横向拓展的另一路向，是走向地方史，即在与地方史研究的结合中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获得新的动力和活力，开辟出研究的新天地。在这方面，四川保路运动史的研究颇有启迪性。正是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不少新资料，提出了若干新问题，得出了若干新结论。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隗瀛涛先生所著《四川保路运动史》。该书从四川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利用大量地方史资料，考察了当时四川社会基本矛盾，指出保路运动的基本动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资产阶级则充当了领导者。该书对川汉铁路资本积累的特点、四川地主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同盟会在四川的政治作用等，均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另美国学者周锡瑞对两湖（湖北、湖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将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地域史相结合的成功之作。这些成果预示辛亥革命史与地方史结合的研究，必将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最后，归结而言，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学科所取得的种种令人鼓舞的新进展，实际上已关涉史学界近期所热烈讨论的史学范式（paradigm）的转换问题。已有学者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探讨社会史的根本内涵，认为社会史的兴起，实为历史研究的一场“范式”革命，其实质内容是由政治史的传统范式向社会史的新范式转移，即由整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的研究，代替单一的、狭窄的“政治史”研究（注：参见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2期。）。
    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回顾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其实正在悄悄经历一场研究范式的转移，只是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罢了。这场研究范式转移的内容概而言之即是：（1）从革命向社会转移。早在70 年代末80年代初，有的学者即敏锐地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过分集中于少数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而“对整个社会环境考察剖析却非常不够”，建议研究不仅要强调经济动因的重要性，“也要注意到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以致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正是循此“从革命走向社会”的思路，一些研究者将探索的重点从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转向社会团体（如商会、商团、体育会、救火会、教育会等等）、社会结构、社会风俗、社会文化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大大加强了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也有的研究者将辛亥革命与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深入地探索其社会变革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从革命走向社会，并非意味着取消或“告别”革命，而是将革命导入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反过来亦是加强了对革命的研究。（2）从个体向群体转移。将研究重点转向社会， 落实在对“人”的研究中，就是突破对单个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研究的正史格局，注重社会群体的研究，注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任何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一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恰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过去，我们往往浮光掠影地强调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却不能深入探求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到底是怎样在那里活动，因而无论对革命运动还是对立宪运动所作的阶级分析和功过评论，便往往因为论证不足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注：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207页。）从近20 年的研究进程看，正是因为加强了对作为阶级和个人纽带之间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研究，在辛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绅商群体、近代企业家群体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此对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便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能够做出更为令人信服的说明。（3 ）从表层向深层和基层转移。近20年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又一突出取向，便是从短时段的政治表层事件逐渐过渡到更多地研究诸如当时的社会心态、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社会生活、社会动员方式等深层次、长时段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尝试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心理结构、孙中山的伟人品质特征、宋教仁日记所反映的宋教仁的心理状况，取得了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
    上述种种说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范式正在发生革命，辛亥革命史研究正在融入“新史学”的潮流，渐次具备了“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下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有可能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向“总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研究范式转换，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