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查禁烟毒政策
    烟毒问题一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故而，民国历届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便深为学者所关注。王宏斌对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严格执行禁运、禁售、禁吸政策，将清末的禁烟政策引向深入，故此，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虽在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展开，却“取得了暂时的不彻底的胜利”。（注：王宏斌：《民国初年禁烟运动述论》，《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王金香对广州国民政府的鸦片政策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大元帅府时期及广州国民政府时期，虽孙中山力主禁烟，坚决反对鸦片公卖制度，但为了筹集军费，也不得不打出鸦片专卖的招牌。故而大元帅府及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所实施的鸦片政策，其目的在于征税，而不在禁烟，“所以这个时期的禁烟很难说有什么成绩”。（注：王金香：《广州国民政府时期鸦片政策探略》，《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
    学者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禁烟效果的看法有所分歧。李隆昌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采取的是“寓禁于征”政策，借禁烟之名而行抽税之实，故而1927-1934年是名禁实纵时期。1934年以后虽颁布实施“六年禁烟计划”，但由于诸多原因，届期禁绝成为空话。（注：李隆昌：《国民党政府的禁政》，《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 ）周斌在分析抗战前10年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时，也把“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作为其禁烟不力的主要原因。（注：周斌：《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禁毒政策述评》，《学海》1996年第5期。）王金香对此提出异议。 他认为，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 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寓禁于征”政策， 而1928年7月至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取消了寓禁于征政策， 禁烟政策由收税为主转向以禁烟为主。故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的禁烟政策实际上是由寓禁于征向禁烟为主的过渡。（注：王金香：《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吴永明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他分析指出，在统治中国的23年中，南京国民政府对禁烟政策并无通盘的考虑和彻底的决心，其禁政也数经更迭，互不连续，大体可分为“寓禁于征”、断禁、渐禁而后又回到断禁的四个时期。（注：吴永明：《南京国民政府禁烟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
    学者们对地方禁烟活动也有所研究。王金香分阶段探讨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禁烟活动。1922年9月以前，阎锡山在山西采取多项措施， 严厉禁止鸦片的吸食与贩运。随后，阎锡山改用人情感动办法，对烟民反复逐级调戒，对烟贩则仍实施严格杜绝措施。进入30年代以后，阎锡山鉴于吸贩难禁，便态度大变，由原来的禁烟改为自种自销，以牟取暴利。（注：王金香：《阎锡山禁烟述评》，《晋阳学刊》1995年第2期。 ）肖栋梁对民国以来湖南的禁烟运动作了纵向考察。自清末至新中国建国前夕，湖南禁烟运动延续近50年。但其中只有孙中山的禁烟、 1926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的禁烟和民国中期的禁烟，才出现过短暂的禁绝或收敛。惟有50年代初的新中国禁烟，成绩最为卓绝，湖南的烟毒被基本肃清。（注：肖栋梁：《民国以来湖南的烟毒与禁烟》，《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贵州亦为烟祸严重省份。朱建华利用档案资料对黔东南40年代的禁烟成效作了核定。40年代，贵州省府奉令禁烟，虽气势颇大，但从1950年缴获的毒品数量来看，40年代黔东南的禁政，“实在是毫无成果的敷衍了事，是完全失败的”。（注：朱建华：《从黔东南的烟毒看40年代的“禁政”》，《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禁烟不是一地一域的事项，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故而有的学者将视野延至国外。王金香分析了近代国际禁烟会议对中国禁烟的推动作用。他指出，自1909年陆续召开的国际禁烟会议，一方面对中国的禁烟给予肯定与协助，一方面也使中国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与刺激下由驰禁逐步转向严禁。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禁烟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国际禁烟事项中，中国的发言权变得愈加有力。（注：王金香：《近代国际禁烟会议与中国禁烟》，《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蒋顺兴阐述了国民政府在华侨禁烟工作中的作用。 由于侨民在国外孤立无助、心情郁闷，再加上殖民政府的有意怂恿，华侨中吸食烟毒的现象极为严重。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重视华侨中的禁烟工作。先是通过国际禁烟活动及驻各国使馆与领事馆展开工作，随后，设立专门机构直接领导。经过努力，华侨中烟民有所减少，所在国也被迫放弃了鸦片专卖制度，为华侨社会烟毒的肃清奠定了基础。（注：蒋顺兴：《华侨中的烟毒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查禁》，《学海》1993年第3期。）
    各抗日根据地也实施了查禁烟毒政策。田利军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分析了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禁毒策略。在禁毒斗争中，中共以政策法规为武器，有组织、有领导地实施全面禁种、禁运、禁卖、禁食政策，并发动群众，将之引导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在帮助烟民戒烟的同时扶助其生产，从而取得了禁毒工作的良好成绩。（注：田利军：《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周志斌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禁毒政策作了略述。他指出，面对境内烟毒死灰复燃之势，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宣传教育为先导，查禁种植，惩处贩运，严戒吸食，并将禁毒工作的好坏列为考核各级干部政绩的一个重要依据。（注：周志斌：《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毒政策述略》，《学海》1996年第1期。）
    烟毒为害剧烈，除与国内因素有关外，更与特殊的外部环境关系密切。李恩涵通过中、英、美、日四方不同来源的资料，深入分析了抗战胜利前近半个世纪尤其是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体系。本世纪初以来，日本积极设法向中国输入毒品，其势力所及之地，均成为它制造、销售毒品的场所。卢沟桥事变之后，整个华北更成为其毒品产销的巨大市场。同时，日本也千方百计向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走私毒品。日本对华实施毒化政策的目的，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前，“主要是想藉贩毒、制毒以筹集财源，其次则想藉毒品以搅乱与软化中国社会与人力资源”；而在全面战争开始之后，则又增加了一种目的，即作为与日军在中国屠杀、掳掠、细菌战、化学战等“硬式”战争手段相配合的“软式”战争手段，以辅助实现征服中国的国策。（注：李恩涵：《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