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帮会及其他
    帮会史亦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邵雍简要回顾了民国时期帮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并指出，极具政治色彩和时代感是其突出特点。（注：邵雍：《民国时期帮会史研究的发展及其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张哲永和夏斯云分别记述了民国时期新型帮会--恒社的成立及其组织概况，并指出其特点：组织结构新颖，人员范围广，地位高。（注：张哲永：《论青帮的超级组织--恒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夏斯云：《民国时期的新型帮会》，《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饶景英分析了30 年代上海工人帮会的兴盛原因、特点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并指出国民党利用帮会控制工会和工人运动是3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中的奇特现象。（注：饶景英：《三十年代上海的帮会与工会》，《史林》1993年第3期。）张波对 1911-1945年山东的秘密结社进行了探索与研究。（注：张波：《山东秘密会社初探》，《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李子龙则分四阶段分析了20年代全国各地的红枪会运动，并指出，分散性、蒙昧性及乡绅成为其重要领导是这次红枪会运动的突出特点。（注：李子龙：《二十年代的红枪会运动》，《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乔培华在分析了天门会的成长、组织情况之后，记述了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对天门会的团结、争取、改造和收编的工作情况。（注：乔培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与天门会》，《历史教学》1992年第7期。 ）郭绪印记述了抗战时期青帮流氓的劣迹，并编著了《洪帮秘史》一书，研究了洪帮的历史沿革及其起源、历史传说、组织制度、香堂仪式、隐语、暗号等内容。（注：郭绪印：《为虎作伥的青帮流氓》，《民国春秋》1991年第7期；《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育民、邵雍合著了《中国帮会史》，其下编主要记述了民国时期的帮会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注：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成《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一书，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各帮会的源流进行了追溯，并对各地帮会组织及活动予以记述，还介绍了许多帮会的重要人物和各帮会的帮规帮法。（注：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下），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除上述问题之外，学者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其他专题也有所涉猎。齐卫平分析了五四时期社会转型与自杀现象的关系。他指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杀事件古今皆有。但当社会处于转型之际，自杀现象尤为突出。这是因为转型时期急剧的社会模式转变和价值取向变换，往往引起人们思想的紧张和行为的冲突，寻求适应社会的能力便成为一个严峻的考验。一些无法摆脱这种思想紧张和行为冲突的人，自戕生命的可能性便增加。五四时期的中国就是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的社会，故而自杀现象格外突出。（注：齐卫平：《五四时期社会转型与自杀现象》，《民国春秋》1998年第3期。）
    郭大松、 贾月臣分析了民国前期济南的人口问题。 他们指出， 1912-1927年间济南城市人口呈不断增加趋势。有些学者关于这一时期济南城市人口曾两度大规模递减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两次大规模人口递减恐怕和乡村区划变动或区划不清有关，也可能是调查统计方法不一或范围不同所致，而非真正的人口下降。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济南并未出现因城市发展和人口集中而必然发生的诸如贫穷、疫病、童工、过度拥挤、家庭危机、暴力及性犯罪等城市病，但同时又存在着伴随城市发展而滋生的鸦片泛滥、男女比例失调、娼妓业兴盛等病症。（注：郭大松、贾月臣：《民国前期济南的人口与社会问题辨析》，《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张庆军、 刘冰则分析了民国时期的人口素质状况。他们指出，旧中国人口健康水平普遍低下，人口的文化素质也与欧美诸国相差甚远，而烟毒、娼妓等现象大泛滥，也从一个侧面例证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道德素质的状况。造成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除人口压力之外，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及传统的封建思想等因素也与之有很大关系。（注：张庆军、刘冰：《略论民国时期的人口素质》，《学海》1996年第2期。）
    此外，有的学者还对民国时期的保险业、旅馆业、粮食业及公墓制进行了研究，王永平则分析了中央苏区的社会保障事业。（注：蒋伟国：《略论民国时期的保险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忻平：《民国时期的旅馆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谢世诚、 伍野春、华国梁：《民国时期公墓制的创建与演变》，《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高秋萍：《民国时期南京的粮食业》，《民国春秋》1992年第2期；王永平：《中央苏区的社会保障事业》，《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九、余音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在最近几年中，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学者们所探讨的范围极为广泛，婚姻、家庭、社会习俗、社会变迁以及流民、灾荒、匪患、烟毒等社会问题无不涉猎。有些文章史论结合，字里行间闪现着作者深邃的思想与见解。尤为可喜的是，具有完整学科体系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也已陆续出版，已经问世的有张静如、刘志强等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以及朱汉国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等。
    尽管如此，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也存在着若干不足之处。
    其一，平铺直叙过多，缺乏深刻的思考与分析。
    社会史虽是主要研究人们社会生活及其生活方式的历史，但它决不仅限于对个别问题或现象的简单叙述与介绍，而需要学者以深邃的观察与思考去揭示、透析蕴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含义与深层原因。目前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缺乏的正是这些。以灾荒史研究为例，数十篇文章中以叙述灾况者最为多见，通篇之中满载着事实与材料，即使在归纳性极强的影响与原因分析中，也很少见到深刻的理论概括。深邃的理性思维是目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迫切要求。
    其二，先入为主现象严重，具有简单化不良倾向。
    受中国近代史中错综复杂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史专题研究之中，存在着严重的先入为主现象。流民、灾荒、匪患与烟毒等社会问题，确实与政府统治关系密切，但作为社会现象，它们又有着超出政治层面而与时代、社会自身密不可分的一面，从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即使在社会有了较高发展水平的今天，有些社会问题也很难从根本上清除。故此，将社会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政府统治，不免犯了教条化与范式化倾向的错误。在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应该避免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而应以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去挖掘深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容，从而为解决现今的相关问题提供素材与借鉴。
    其三，专题与理论研究脱节现象严重。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已就社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但时至今日，将其理论付诸实践者尚为数不多。换个角度说，沸沸扬扬的理论探讨，其实并未对一般专题的研究提供多少切实可行的方法与路径。吸收、借鉴西方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与跨学科研究法，为社会史专题研究指出的仅是原则与方向，真正实施起来还有相当的难度。故此，在目前社会史研究中，理论与专题研究相脱节的现象仍很严重。这就需要学者们无论探讨理论抑或研究专题，都应自觉寻觅与探索史论结合的道路，写出既有实证性又具思辨性的文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