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使中国告别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踏上了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漫漫长途，对这次革命的研究在革命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至今仍在持续进行，其间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热潮，尤其近20年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使辛亥革命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支。
    本文拟对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一简略回顾，总结其学术成就，展望未来研究的走向。
    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有关辛亥革命的著述， 早在这场革命进行过程中便开始出现了。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这个关系到国际法的复杂案件，立即引起法律专家们的关注，他们发表文章对此案件进行探讨，随后又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国际法教科书。这恐怕是对这场革命中的重要事件的最早研究。后来孙中山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宫崎寅藏于1902年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次年章士钊据以译编为《孙逸仙》，在国内刊行，一时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宣传孙中山思想与业绩的重要著作。这应该是最早关于辛亥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了。
    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当开始于1912年民国成立前后，一批记载革命过程的史书相继面世。最早的辛亥革命史书，是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该书于武昌起义后不久（辛亥九月）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革命写真图》，以图片汇集的形式反映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而最早以“辛亥革命”命名的史书，则是1912年6月刊行的渤海寿民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 实际上系剪报辑录。前后出版的其他记述辛亥革命的书籍，有《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郭孝成编）、《共和关键录》（观渡庐编）、《浙江革命记》（顾乃斌撰）、《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石庵著），等等。如果说前几种著述系属报章资料和文件汇编，那么，《浙江革命记》述秋瑾之死至杭州光复始末，《湖北革命实见记》记武昌首义之经过，皆为系统的史事记载。虽然这些作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还算不上科学的史学著作，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说，均可视为彼时之当代史。特别是胡石庵还提出将武昌起义作为“信史”来写的几条原则：“从实以记，不偏不党，不讳亲，不避仇；不畏强御，不轻弱贱；是者是，非者非；善者善，恶者恶；得者得，失者失；可取者取，可舍者舍；可美者美，可丑者丑；可褒者褒，可诛者诛。”（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3页。 ）至今对治史者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比较正规的编著体例的著作，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基博所编《无锡光复志》，内分6篇：匡复、军政、财政、 民政、司法、自叙，粗备专志规模。曾任民初参议员的谷钟秀编写的《中华民国开国史》，由泰东图书局于1914年刊行。是书在绪论和结论外，以三编分述组织政府时代、临时政府时代和北京政府时代史实。另一种早期著述形式，系由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式著作。其中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居正《辛亥札记》、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等，由于有亲身经历为依据，并保留了大量原始材料，更有的作者具有一定的传统史学功底，采用纪事本末或别的体裁叙述历史，附录大事年表或名录传状等等，不失为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史著作，至今还被一些辛亥革命史论著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或加以引用。
    以上这些关于辛亥革命的最初著述，尽管往往流于资料罗列，未免粗疏，却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史料，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点，其前驱先路之功不可没。
    3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注：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年；郭真：《辛亥革命史》，北新书局，1929年。）。当时有一些人物传记出版，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因其逝世，后来又被推崇为国父而猛增。由于动员华侨参与国内建设和抗战的需要，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著述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著述大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
    然而有几位国民党人以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著述而被列入史家名录，他们的作品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体例比较严谨见长，或则长期致力于若干史事的考订，比较具有参考价值。如，曾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邹鲁，继早年编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之后，编著了《中国国民党史稿》（注：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由民智书局初版， 后商务印书馆再版， 中华书局1960年重印。），按组党、宣传、革命、列传四篇分别记述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尤以党人传记史料价值为高。少年时代即参加兴中会，民国初年曾任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用主要精力从事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著述，以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编撰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注：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3集，续编1册），上海革命史编辑社出版第一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在重庆出版第二、三集，1946年在上海出版续编；《革命逸史》（6集）， 商务印书馆于1939-1947年出版5集，中华书局于1981 年重印时将未印之第六集一并印行；《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其中《革命逸史》根据有关资料撰成革命史实220余条，举凡兴中会、同盟会会员事迹、 历次武装起义经过等，均较为详细。该书兼采传闻异说，参以典故和嘉言懿行，不少为他书所未载。学者出身的罗香林，则利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征集的资料，撰著了两部关于孙中山的著作《国父家世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42）、《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根据有关资料，考孙中山家世源流，记其早年生平事迹，常有他书所未载之史实，足资参考。因当时条件限制，以上这些著述除观点上的局限性外，史实上也不乏以讹传讹的情况。《革命逸史》部分材料采自他人原稿，失于校核，每多错讹失实和自相矛盾之处，今人若撰考订，其篇幅或可在原书之上；《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其结论影响甚广，但亦引起若干反对意见，谭彼岸、邓慕韩、邱捷与李伯新先后就此撰文辨误，指出该书“国父上世源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并根据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仍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注：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学术研究》1963年4期； 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手稿，原件藏香港大学；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